资治通鉴刘晏传（资治通鉴 刘恕）

宋仁宗嘉佑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宣召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是临川人，酷好读书，会写文章。曾巩曾经拿王安石撰写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替他扩大声誉。庆历二年应试，选拔为进士第四名，授职淮南判官。原有制度规定:任期已满，可以进献文章请求就试官职。王安石偏偏不请求就试，调往鄞县去当知县。在县内修筑堤堰，开挖池塘,兴办水利交通事业。青黄不接时又借给百姓官仓粮谷,秋后连本带利偿还,使新粮旧米得到调换,县民对此感到很便利。不久转往舒州做通判。文彦博举荐王安石淡于名利权位,请求破格提升他，用来矫正奔走钻营的官场歪风。朝廷宣召他就试官职，王安石却拒不前往。欧阳修举荐他出任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迈为理由加以推辞。欧阳修认为王安石需要取得官俸侍养祖母，又向朝廷进言,委任他为群牧判官,王安石又予以推辞,恳求补任还空缺的地方官职,于是出知常州，转任提点江东刑狱。他和周敦颐不期相遇，日夜交谈不中断。王安石回到任所精密思考,竟至废寝忘食。起初,朝廷召任官职的命令多次下达，王安石总是辞谢不就职，士大夫都认为他无意世事，很遗憾不曾见过他一面。朝廷常想授予他令人羡慕的官职，只担心他不上任。到这时就任度支判官,闻知此讯的人没有不高兴的。王安石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方面很坚决，于是上奏《万言书)》，主要以为:“如今天下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拮据，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衰颓败落,病根在于不晓得法令制度,不效仿先王施政纲领的缘故呀!效仿先王施政纲领的关键在于取法它的精神实质而已。取法它的精神实质,那我所要进行的更改变革不至于使天下人的耳目为之震惊,使全社会的舆论为之大哗,就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施政纲领了。依据天下的民力，来创造天下的财富，抽取天下的财富，来供应国家的用项。自古天下大治的时代，未曾把财力不足当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理财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罢了。各级官 吏的才干智慧已经不足以使用 ,而民间也缺少可以任用的良才 ，陛下对国 家的依托,疆土的守护,怎么能够始终认为上天会永久保佑，而不会发生意外的忧患呢!但愿陛下洞察因循守旧的危害，明确诏命大臣，徐图改进，以期适合现实的变化。臣下我这套主张，是一般人讲不出来而议政者又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老掉牙的东西”宋仁宗看过奏疏,就搁在一边了。吕祖谦说:“王安石变法的底蕴,也在这封万言书中大致显现出来了。只是他的理论主张在嘉佑时期未被采用，到熙宁年间又全被采用了。看来世道变化的机缘，是有某种固定安排的。”

宋英宗治平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任命王安石当江宁知府。在英宗继位后的整个期间内，王安石虽经宣召却一直不曾起身就职。

宋神宗熙宁元年夏季四月二十四日，王安石才首次来到京师，这时照接到翰林学士的任命已经超过七个月了。冬季十一月,朝廷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宰相等人因为黄河北部连遭旱灾，国家用度不足，请求南郊祭天后别再照例赏赐金钱绢帛了。诏命众学士讨论。司马光说:“赈济灾荒，节省开支,应当从中枢部门做起。可以采纳这种提议”王安石说:“唐朝常衮辞让御膳慰劳和宰相封邑,当时人都认为常衮既然知道自己知道力不胜任,就应该主动辞去高官显位,不应当仅仅辞退厚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者的缘故啊!”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计数征税，用畚箕敛取谷物罢了。”王安石说:“不对。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也能使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天地所出产的财货物品，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善于理财的人设法掠夺百姓,由此造成的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这纯属桑弘羊蒙骗汉武帝的论调。司马迁把这写在《史记》上，正用来表现他的愚蠢罢了。”双方争论不休。宋神宗表态说:“我的看法和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批准这样做来答复宰相等人。”正赶上由王安石起草这道诏书,就引述常衮的事例来责难两府，两府不敢对答争辩。

熙宁二年春季二月初三，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最初，宋神宗准备起用王安石，曾公亮大力加以推荐。唐介则说王安石难当大任。宋神宗问道:“是文章学问方面不能胜任呢?还是经典理论方面不能胜任呢?或者是处理政事方面不能胜任呢?”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好学但拘泥古训，所以论事迂腐空阔。如果让他执政，一定会有很多变更”唐介退朝后对曾公亮说:“王安石果真被重用，天下必定会困顿多事，各位应当心里明白这一点 。”宋神宗又问侍读孙固说:“王安石能不能起用为宰相?”孙固回答说:“王安石文章和道德修养都特别高，安置在侍从献纳这种职位上完全可以。宰相自有宰相的器度，可王安石性情耿介，心胸狭隘。一定要物色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宋神宗不以为然,终于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对他说:“朝臣都不真正了解你，认为你只通晓经典理论,不明白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王安石回答说:“通晓经术,正是用来处理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宋神宗紧接着问道:“你所筹划的治国方案，把什么放在第一位? ”王安石回答说:“衰世的社会风气表现为:贤良的人不能够推行仁德，奸恶的人却能够施展暴虐;低贱的人不能够推行礼义，高贵的人却能够任意胡来。因此,矫正社会风气,改立法令制度,正是当今所要迫切解决的头等大事!”宋神宗深深赞同这种判断。二十七日,讨论改行新法。王安石提议:“西周设置泉府这一机构,通过专卖来抑制兼并，周济贫乏，调节和流通天下的财富。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的所作所为，才大致符合古代的用意。一般读书 人不能推究阐明先王采取这种措施的用意，反而认为君主不应与百姓争夺财利。如今要理财,就该修明泉府的成规，用来收回财利的支配权。”宋神宗采纳了这条提议.王安石又指出:“人才难得又难全面了解。现下让十个人理财，其中难免会有一两个人办错事，随之攻击的言论就乘机掀起。尧和众大臣共同选派一个人一鲧去治水， 尚且不能避免失败这种事,何况如今所选择使用的并不是一个人，哪里能够保证不出错?关键应当权衡利弊的大小，不被攻击的言论所迷惑。”宋神宗说:“有一一个人办错事就废弃了所要干成的大事，这正是很少能够干成大事的原因。”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筹计国家财政，讨论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来使天下财利得到流通，为此命令陈升之、王安石领导这项工作。起先，晋江人氏吕惠卿由真州推官任满入京，与王安石讨论经书的内容要旨,很多看法相一致,于是二人定下朋友关系。所以到这时王安石特向宋神宗推荐说:“吕惠卿的才干，即使前代的杰出儒士也不容易和他相比。研究先王的治国之道而能效法运用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于是任命吕惠卿和苏辙共同担任检详文字一职。 事无大小，王安石必定要和吕惠卿商议。凡是王安石所提出的建议、请求等奏章,大多出自吕惠卿的手笔。又委任章敦充任三司条例官,曾布充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王安石凡有奏请而朝臣认为不妥善的，曾布一定要 上疏逐条辨析，来坚定宋神宗的意向，使之一心信用王安石， 并以此来威胁朝臣，使他们不敢再多嘴。由此王安石信任曾布，仅次于吕惠卿。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各项措施，相继出台,总称为新法，颁布施行于全国。王安石与刘恕关系密切，打算引荐安置为三司条例官。刘恕借口不熟悉钱粮事务加以辞谢，并且说:“天子正把国家大政托付给明公，就应弘扬尧舜的德政，来辅佐明主,不该把财利放在首位。”王安石说:“经书上讲,利是用来应和义的,善于运用这条经训，正是弘扬尧舜的德政”。当时围绕新法展开论争，朝廷众位大臣的意见，多数都和王安石不一致，王安石讽刺说:“你们这些人成天干坐着不读书啊!”赵抃反驳道:“你错了。在皋陶和夔、后稷和契辅政的时候，有什么书可以读呢?”王安石默不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