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震惊世界。

为了这一天，钱三强奋斗了数十年。然而，还来不及表达喜悦，三天后，钱三强卷起铺盖，搭上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开始为期数月的“四清”生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这名五十出头、书生模样的被教育对象，是中国“两弹”研制的总设计师。

此时的北京，庆功会开得很热烈，钱三强所在的二机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几位领导都拍了照，登了报。只有这位专家出身的副部长销声匿迹。

后来，别人问起，他笑着说：“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不算什么。”

历史不公，往往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已经埋下了伏笔。如果没有知情人出来仗义执言，久而久之，中国科学界“三钱”之一的钱三强，估计真的就默默无闻，深藏功与名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01

钱氏家族在江浙一带颇有名望，“三钱”都出生在那里。

钱三强原籍湖州，生在绍兴。在他1913年出生后没几年，他的父亲钱玄同，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著名的旗手。

不过，与父亲在语言文字学上的造诣绝不相干，钱三强走的是纯理工的路线。

父亲很开明，曾在信里鼓励儿子的选择，说咱们家三世业儒，不懂治生之道，以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学工学理也好，将来可以荣宗耀祖。

1932年，钱三强从北大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钱玄同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字赠予儿子。什么意思？一是勉励儿子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是希望儿子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

钱三强没让父亲失望。四年后，他的毕业论文获得全班最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跟他并列最高分的同班同学，是日后与他相伴终生的何泽慧。

何泽慧后来回忆说，“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女生是从来不主动找男生的。在我看来，那些男生，谁来找我就是不好好念书，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她又补充道，“钱三强没有主动找过我，他基本上算是符合条件”。

1937年，日本侵华，世道变坏。

钱三强考取了公费留法名额，犹豫着要不要漂洋过海。

他的父亲此时已经病重，但仍然劝说他：“你还是出国学习吧！ 不要管我， 你是属牛的， 学习要拿出一股牛劲来！”

他这才赴巴黎大学学习。

何泽慧则在同年到德国留学，学弹道学。她在给姐姐何怡贞的信中，解释她为何选择这个专业：

“我学的弹道学，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他们不早些请我，不然日本兵早已退还三岛了。”

真是女中豪杰，颇有侠气。

钱三强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核物理，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居里及其丈夫。

但他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求参加放射化学实验。伊雷娜很不解，问他：“你对这种工作也有兴趣？”

钱三强回答：“不是兴趣，是需要。我比不得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例如放射源的提取，我自己不做，又有谁给我提取呢？所以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1943年，在柏林的何泽慧，突然给七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信。

由于是战争期间，信极简短：“你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我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这之后，他们开始通信，并相互产生了爱情。

两年后，32岁的钱三强向31岁的何泽慧写信求婚。

科学家总是追求简练、精准，两个科学家的恋爱同样如此。

钱三强的求婚信说：“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

何泽慧尽管内心激动无比，落笔却相当简洁有力：“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1946年，他们在法国结婚，一起在居里实验室研究原子核裂变。

他们在实验室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几个月的时间，每天如此。最终，他们共同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

当他们把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后，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钱三强与何泽慧合影。

02

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搞研究，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时候，他们却毅然决定回国。

钱三强后来解释了他们回国的动因，令人动容。他说：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钱三强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导师。导师很快表示理解，说：“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

1948年6月，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随着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各个国家形成了了一股研制这种超级武器的热潮。

作为国际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归国，立即进入了国民政府遴选原子能人才的视野。

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三家科研机构——北大、清华、中央研究院都在争取钱三强的加盟。

他最终选择回到母校清华大学。

但让他困惑的是，原先各家承诺的组建原子能研究机构，推进起来却阻力重重。

他怀疑是中国学界的门户之见和体制藩篱，制约了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在发表于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

“这次，我回到祖国，看看国内科学界的情形与若干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各大学门户之见，甚至各系之间的相互摩擦依然存在。诸位是未来科技界之后备军，我希望你们将来进入社会要根绝这种毛病，要打破为清华，甚至为清华物理系努力的观念。你们要努力的是为整个中国物理界！”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两个月，钱三强接到通知，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钱三强收到5万美元专款，用于购置核研究用的仪器设备。

很多年后，钱三强回顾起这段经历，记忆犹新：

“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

最后的时刻，国民党给他送飞往台湾的机票，他果断拒绝了。

年轻时的钱三强。

03

新中国成立后，年富力强的钱三强走上科技领导岗位。

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前期的创建工作，牵头成立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后来的“两弹一星”工程中，许多研究人员正是出于此。

他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深度接触苏联的原子弹研究机构。在被苏方列为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他还是有机会与“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进行数次长谈。

在后来中苏交恶的背景下，这些早期学习到的东西，成为我国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宝贵经验。

1956年，主导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成立，钱三强被任命为主管科研业务的副部长。

在核武器研制的茫茫大海中，只有钱三强知道眼下应该干什么，由谁来干。

有学者形象地描述了钱三强此时的作用与地位：

这时的钱三强，是科学前沿战场上指挥若定的领军大将，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调配关键人物去解决关键问题。在谋划全局的时候，钱三强总能周密地考虑到布局上还有哪些环节是空白点。他不能让这几个空白点堵塞千军万马的必经之路。

他出入中南海，为最高层授课，普及原子弹常识。

这段时间，钱三强平步青云，升迁之快，堪称罕见。而这也为他此后不断遭遇政治麻烦，埋下伏笔。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奉命找到在苏考察的钱三强和钱学森，征求他们对党内整风的意见。

钱三强替钱学森“挡枪”，说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对情况不熟，由我来说意见就好。

他满怀热情、没有任何顾虑地讲出了真心话。他向刘晓提议，中国应该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刘晓走后，钱学森不解地问：“他们想干什么？”

钱三强说：“礼贤下士吧。”

谁知道，风向很快就变了。紧接着的反右运动中，最高领导发话了：“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于是，真诚提意见的钱三强，也变成了“翘尾巴”的钱三强。

在二机部的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是内行出身。他好几次在部里的会议上说：“我是少数派，但我的意见是遵循科学提出来的。”

没有用，他越是据理力争，别人对他的批评就越是强烈，还说他骄傲自大。帽子扣了下来。幸运的是，此时原子弹的研发还在攻坚阶段，钱三强的地位无可取代。想整他的人，终于没有成功。

1962年，周恩来与钱三强、周培源在茶会上。

04

当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说，钱三强有书生气。

钱三强单纯，真诚，嫉恶如仇，对不合理的现象，时常感觉不吐不快。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也就时常“祸从口出”。

1962年2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聂荣臻请来周恩来和陈毅，为知识分子鼓劲。

陈毅在会上向知识分子脱帽、鞠躬。周恩来则在讲话中明确宣布，“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

听完讲话，钱三强感情激动，流下了眼泪。回到北京后，他振奋地向科学院传达“广州会议”精神，期间又联系实际说了这么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历史也许不会重演，但风向会再次改变。

在这个节点上，钱三强领导的中国原子弹自主研制已经有了眉目。

数年间，他将自己原子能研究所里的重量级科学家，比如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于敏、黄祖洽等人调过去担当重任，并不拘一格举荐了邓稼先、朱光亚等大咖。这些人，后来基本都成为了“两弹”功臣。

钱三强推荐、选拔出来的部分物理学大师。

钱三强推荐、选拔出来的部分物理学大师。

越接近成功，越步入正轨，钱三强的可替代性就越强。

尽管在周恩来、聂荣臻等人的保护下，钱三强还留在二机部担任副部长，但事实上，他已被排斥到了相当边缘的位置。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的几个小时，钱三强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告诉他试爆时间，直到这时，这名最主要的主导者，才第一次知道了试爆的切确时间。

分享成功的时刻，这名最初的主导者、最主要的推动者，却被人刻意地遗忘了。

这名伟大的核物理学家，在最应该欢呼的时候，被送到了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两年多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内行人都知道，这次成功，也与钱三强1960年就组建了研究小组密切相关。

这两个轰动世界的大新闻，最早还是由法国的媒体点出了钱三强在其中的功劳。他们称，钱三强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中国核弹之父”。

这一称号，出口转内销，慢慢在国内流传开来。

钱三强本人却不接受，他说：“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

更可怕的是，后来，这一称号成为钱三强“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他所在的二机部不忘“补刀子”，在一份文件里指出：“他（钱三强）有严重的权威思想，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对党的领导不放在眼里。”

庆功的时候没他，受罪的时候倒少不了他。

晚年的钱三强与何泽慧。

05

钱三强真正恢复工作，已在十年之后。岁月蹉跎了一位大科学家的命运，其间的代价，只有反思中的民族才能痛切地感受到。

恢复工作后，钱三强每天乘坐公共汽车上班，风雨无阻。

他和何泽慧住的房子，是1950年代初分配的专家楼。到1980年代，已经老旧不堪。中科院在中关村盖了新楼，动员他们搬过去，他们一直拒迁，理由竟是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

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普通人无异，低调到上菜市场买菜，卖菜人还嫌他们买不起这么贵的菜。

人最大的教养，正是来自骨子里的低调。

但一个国家，对待伟大的人物绝不能低调。

1992年，钱三强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9岁。

此前，他曾接受采访，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出自己执着于原子能研究的心声：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199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建国50周年的时候，对当年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

“两弹一星”元勋的最初遴选名单出炉后，老同志张劲夫在上面找不到钱三强的名字。他反复强调，钱三强功不可没，名单没有他是缺憾。

张劲夫说：“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

这样，钱三强才没有与“两弹一星”元勋擦肩而过，否则历史又会再次把他遗忘。

那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颁发证书之后，钱三强生前的老部下、老同事彭桓武到了北京福田公墓，在钱三强的墓碑前，宣读获奖证书，并三鞠躬。

这是一份迟到的致敬。

有记者问钱三强的女儿钱民协，怎样看待父亲起伏的一生？

“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除非你不去做。一个人能成多大事，就得承受多大的压力与委屈。”钱民协回答道，“对于他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一生而言，我觉得高低、起伏都是历史的选择。而在我这个女儿眼中，他是一个很平实的人，他始终在做自己”。

静水流深，智者无言。国之脊梁，默然挺立。

愿我们的时代，对得起真正的国之脊梁。

参考文献：

陈丹、葛能全著：《钱三强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

黄庆桥：《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春江：《钱三强三次受挫》，《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