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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一天，来自尼泊尔农村的48岁男人凯南·塔芒，正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

这时他的女婿登门造访，告诉了塔芒一个赚钱的法子：去印度打工，就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赚到一笔可观的钱。塔芒相信了女婿的话。

不久两人便离开了尼泊尔，以偷渡的方式来到印度东南部的第四大城市金奈。女婿把塔芒介绍给了一群印度人，并向岳父声称对方是自己的朋友，他们会帮着解决工作的问题。塔芒又一次信以为真。

直到一天晚上，塔芒听到女婿和印度人在讨论问题，因为使用的语言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他只听懂了大概：这群人似乎在谈论自己的肾脏。

第二天，塔芒被带到了一家医院，在医院中有人告诉塔芒：我们要取下你的一个肾脏。

塔芒问女婿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女婿说道：完全不会，这对你的健康不会有什么损害，不久之后你还会再长出来一个新的肾脏。塔芒第三次相信了这番话。那么，等待这个48岁尼泊尔男人的将是什么呢？

塔芒换上病号服，躺在一张床上，一群护士模样的人将其推进了一间手术室，之后塔芒又被要求躺在手术台上。

医生把刺眼的灯光打到他的脸上，塔芒只好闭上了眼睛。这时医生又把一个面罩盖在了他的脸上，塔芒刚呼吸了几口气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女婿则待在病床的一旁。这时塔芒感到腰部一阵刺痛，想要试图用手去摸一摸伤口，女婿则让他不要乱动，并叫来了护士给塔芒打点滴。

之后和女婿的聊天中，塔芒知道“手术”很成功，自己的肾脏也非常健康，可以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

虽然来印度打工的规划没有实现，并且还失去了一个肾脏，但当得知自己能拿到900多美元的“巨额”现金时，这个48岁的男人依然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笔钱可以用来还清债务，同时还能再买一块土地。

不久，塔芒返回了尼泊尔老家的村庄，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望。

其实，塔芒并不是村里面第一个卖肾的人。

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经有人来到了这座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霍克斯村（注：英语Hokse），做成了村里的第一笔肾脏交易。

之后村里面其他的一些人也经过牵线搭桥，偷渡到邻国印度卖掉了自己的肾。

至于村民们为何去往印度卖肾，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印度的医疗条件要优于尼泊尔，并且在这些尼泊尔肾脏的买主中，印度人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最初，当地人对卖肾的做法并不是很赞同，有的村民就说道：我们应当照顾好上帝赐给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并且如果哪个人被旁人得知卖掉了自己的肾，那么不仅他本人会受到歧视，连他们的孩子也不会受到欢迎。

但与受到歧视相比，没有钱的窘迫显然更加让人难堪，风气就这样悄然发生了变化。

村民普拉塔普·拉马就说道：如果你无法养活一家人时，你还能做什么？既然一个肾也能生活，为什么不卖掉另一个肾赚钱呢？

这位27岁的小伙子也是卖肾人群的一员，他用卖肾的钱在村里开了一家茶酒社，打算长期干下去。

但生活在一个靠卖肾才能赚到启动资金的地方，拉马的生意境况可想而知。

这让拉马一度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肾都卖出去了，后悔也没有什么用，因此拉马只能做一个坚定的卖肾支持者。

一旦被问及有关问题时，他就重复着自己的观点，并且认为自己成功抓住了“卖肾的机会”。

吉塔

同样是卖肾，村民吉塔就没有这样理直气壮了。

卖肾时37岁的吉塔是一位有着4个孩子的母亲。早在器官贩子来到村子的时候，就有人劝她卖肾，但吉塔一直不为所动，她坚信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改善贫穷的家境。

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先是丈夫跟着器官贩子去了印度，后来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吉塔也去了印度。

在印度的一家医院内，对方用30分钟就取下了她的一个肾脏。在医院躺了三周的吉塔则得到了1300英镑。回来后的吉塔用这笔钱买了土地和房子。

卖肾村

塔芒、拉马还有吉塔三个人的事例尽管各有千秋，但在这座尼泊尔的小村庄内，依然还是能找到类似的翻版。

因为自从村里第一颗肾脏卖出去后，器官贩子就开始频繁光顾霍克斯村，而贩子们提出的一个肾至少顶上当地人一年劳作的“天价”条件，更是让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的村民们怦然心动。

于是在这里，卖肾成为了一种“时尚”。到后来，全村300多名村民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动过肾脏摘除手术，有的村民甚至还因为卖肾不成功而倍感沮丧。

人人卖肾的霍克斯村俨然成为了一座天然的肾脏储备库，外界称之为“肾谷”、“肾银行”或是“卖肾村”（注：村庄在山谷附近）。

卖肾后失去劳动能力的男人和他的母亲

在这些“卖肾村”的村民身上，腰部一道长长的疤痕也成了标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当地人特有的胎记。

尽管尼泊尔境内的第一例卖肾事件多半不是在这里发生的，但霍克斯村卖肾的风气，很快就波及到了许多地方。

这个国家也由此沦为了一个大型“肾库”，每年至少有7000颗肾脏被当成商品进行交易，并且因为卖肾规模逐渐扩大，欺诈、绑架、谋杀等手段也屡见不鲜。

开头我们提到的“割了一个肾还会再长出来”的低劣骗术，就让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尼泊尔人心甘情愿地躺在了手术台上。

失去肾脏的村民

面对如此猖獗的器官买卖行为，尼泊尔政府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2007年，尼泊尔出台了一部法律禁止出售肾脏，同时开始增设力量不断打击器官贩子。

像霍克斯村及周边区域这样以卖肾出名的地方，经常有警察来询问村民最近是否有器官贩子来过。

并且在某一次抓捕行动中，警方一次性就抓到了15名嫌疑人，然而警方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村民的理解。

警察曾要求村民在碰到器官贩子时，劝告他们主动投案自首，但一位19岁的女性村民当时就说道：我们卖肾不是为了放纵，而是有更加紧迫的原因。一个1000美元的肾脏，可以为我的孩子提供一个可靠的保障。

进行肾透析的村民

此番在外人看来不可理喻的言论，结果却赢得了在场其他多数村民的赞同。

由此可见，买卖肾脏在当地人心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名正言顺的增收手段。

所以尼泊尔政府要对付的不仅是狡猾的器官贩子，而且必须要尽早破除这种日益固化，并且正在逐渐蔓延的错误观念。

但对于贫穷落后、社会问题繁多的尼泊尔来说，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非常困难。

其结果是直到当下，尼泊尔的这场有关肾脏的斗争仍未终结。

古鲁·达米

2020年9月的一天，在加德满都的一处购物中心前的广告墙上，出现了一张非常简陋的广告。

一张A4白纸上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肾脏，请与我联系（注：表达需要，略有改动）。上面还有一个用以联系的化名和电话号码。

贴出这张广告的是33岁的古鲁·达米，此人住在加德满都附近，虽然不是霍克斯村的村民，但他显然已经深受卖肾才能解决问题这股风气的影响。

达米做生意破了产，借了利息高达40%的高利贷，还曾交往过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女友。

走投无路之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卖肾这条路，“我除了卖掉自己的肾外，别无选择。”

达米在加德满都城区及附近郊区至少三十个地方，贴出了自己的卖肾广告，很快就有器官贩子与之联络，对方询问了达米的一些个人情况，声称之后会再联系他。

不过在器官贩子第二次打来电话前，尼泊尔警方找到了达米。

警方要求达米交出所有的广告，但为达米拒绝，他表示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样做。

卖肾广告：你欠债么？你想卖肾换钱么？

双方相持不下，警方一度想要采取强硬措施。后来一个工地包工头找到达米，愿意为达米提供一份工作，这才算是缓和了形势。

尽管暂时接受了这份工作，但达米是否真正放下了卖肾的念头，只有他本人和器官贩子知道了。

而像达米这样把卖肾当成谋生手段的人，在尼泊尔境内还有多少，更是只有神明才知道的事情。

内容来源：

李宓：《尼泊尔：成了器官贩子的狩猎场？》，《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8月17日

《时代周刊》《每日邮报》有关纪录片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