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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古已有之，它包括禽兽在内的一切生命。佛教是最重生，最博爱的，所以佛教传入之后，中国的放生习俗就越来越正式，越广泛了，到宋代已蔚为大观。

现在的放生，一般与古代传统和佛教有关。玄奘大师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提到的梵衍那国国王，和我们的齐景公，可说是伪放生心态的代表。

那么这些人和事，与现在的放生有什么关系？我们怎样才算科学的、理性的、文明的放生？才不会列入侵权条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果报”？

1.

沈开举先生最近提出的一个建议，引发热议：应该增加放生动物致害侵权条款。

放生行善积德，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沈先生的建议涉及生态破坏、生态平衡、社会危害、科学放生等多个方面，是为弥补法规的不足，但我认为这事还牵扯到我们一个很滑稽有趣的认识误区，大可一说。

我们不妨从放生的历史展开。

放生古已有之，它包括禽兽在内的一切生命。

仁爱是它的基础，但它也很早就体现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并非儒家观念，或佛教观念那么简单。

这就如《礼记·月令第六》所说：“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麛毋卵。”（一年之始，万物滋长，滥砍滥伐，残害幼苗，及鸟兽虫鱼之卵，毁坏其巢穴，这有伤万物生存之道。）

故而古人就有了正旦放生等风俗。

而至于孔孟、墨子、晏子等的仁爱、不忍、推爱，那属于道德、同情心的范畴。

这看上去是不是已经很像佛家的博爱、泛爱？但真正说来，它并不全是。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很强大，很主观，有欲求，《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伟大的道德是维护天地对万物的生育，珍惜和保护生命），虽然高级，却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例如孟子说齐宣王那句：“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牛，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后面到底要加上一句：“恩足以及禽兽” 、 “推恩足以保四海”。

市恩与求保，明晃晃的功利心，这就如环境保护的根本意图一样。

当然，这若要深论，并无可厚非，因为世间万物生成一个庞大的生物链，这其中任何一环都写着生存、为我四字。能做到有爱、推爱，多德心、少功利，就已经足为圣贤。

天地之间，真正的无等差实际是不存在的。

中国最早、最朴素的道德观、放生起源已是如此，那么佛教传入之后的种种，也就不难理解了。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难考，但有迹象表明，在秦汉之交时就已经有所影响，而它的发展、盛行，似乎始于东汉。

佛教是最重生，最博爱的，所以这之后，中国的放生习俗就越来越正式，越广泛了，到宋代已蔚为大观。

每年的四月初八，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佛诞节仪，那时候各处寺院一般都会有放生活动，而放生习俗在中国既然早已有之，佛教既然起于上层贵族，中国儒家既然又有好生思想、博爱观念，那么佛教的这个活动，及其他相关种种，自然就很好代入。

于是那之后，南北朝以皇权贵族支持的放生池，就出现了，宋朝寺院专门设置的放生池等等，就出现了，这到了我们现在，几乎是不拘一格。

爱生、放生，从根本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这好事，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远古养殖业欠发达，我们为放生，自然要专门去捕捉一些鸟兽来放，这看上去倒像是一种为了放生而放生的活动。

但人家毕竟是积极的，是为了意识培养，行为形成，他们背后有一个保护自然、爱护生命、推己及人、推己及物、不伤时、爱民保四海的道德思想和人文精神存在。

而后来呢？我们呢？

佛教传入中国，是经过大改造的，僧人为了普及，曾无所不用其极。佛教当然是道德的，高尚的，人与佛一念之间，一切众生本皆为佛，这自然也是对的，但是佛教的大众化一旦打上功利的烙印，它就落了下乘。

不但道德深度败给了为人的儒家，也执行范围不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家。

不杀生为免恶报、多积善为有所偿，信我、放生等等为消灾、免祸、得福、得寿、得财、得子，为六道轮回不堕地狱……这可真有意思。然而，真正的佛教真是这样吗？

佛教如果无益于现实之人，肯定无意义，不需要，但这世上又有多数人真正了解，和尚的意思是“亲教师”，佛教是一门人学，一门教人如何活着的学问，也就是一门为求得智慧，净化生命，解决烦恼的学问呢？

什么叫“佛法无边”？它当然不是法力无边，怪力乱神。

佛家不是总说无量、觉悟吗？佛法无边，所指的其实是天地间要“觉”的对象无边，能“觉”的智慧也无边。

佛家也讲信，讲为我，这又是什么意思？

信就是信智慧，信觉悟，求圆满。

为我就是以善为我，以“觉”（智慧）为我，以爱众生为我，求先度自己，先得自我与天地的平衡，再去普度众生。

这就是说，己是根本，它的高度重己，是为了得智慧，得真谛，然后再由己及人，及万物。它所求，当然不是虚妄地求往生，求不病，求钱财那种。

佛说：“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这正是要人断绝妄想、执念，求得真知的意思。而这断烦恼，破无明的智慧就叫“般若”。迷信、妄想，能叫“般若”吗？

也所以日本高僧白隐大师，画关羽，便一脸油腻（烦恼太重），画观音，便仿佛市井妇女（佛教故事中的观音形象也变化多端，甚至忽男忽女），真正的大师，是从不把佛神格化的。佛正因为是人，佛法正因为是“慈悲为怀，方便为门”，最重理性，最讲平等，不拘万法，它才千百年不倒，成为一门至大至深的学问。

佛法真正的意义，在为获得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所想所言所行与事理真相相符，心心大圆满，愿愿大圆满，行行大圆满就是它的至高追求。那么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什么会大变样呢？

这是因为修行艰难，人性自私、懒惰、功利，抄近道、贪便宜、现世报、立竿见影，不一而足，举凡教法传播，都需要简化法门、加以诱惑、给予红利。传播者并非都是得道高僧，广告套路、公号玩法、抖音网红打造大法，万变不离其宗。

因此我们的大多数放生，也便奇奇怪怪，早已不是什么仁爱、推爱、环境保护，而成一种江湖黑话了。明明是为得到，却说自己是在行善，明明天天大鱼大肉，却说自己在爱众生。为得而善还是好的，为放生而杀生，甚至不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也比比皆是。

如此，这怎可能行善积德，离苦得乐？

2.

世间善男信女之放生，一般是为得到，但终究是一种善的追求，所以放生本身是不必质疑的，有些放生的错误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有些人是真不懂。

中国古代的鹅是很值钱的，它都可以作为聘礼，所以鹅，在远古是最常见的放生动物之一。我们放生贵重动物，似乎更显得真诚。类似于仪式感也说不定。

灵长类、寓意深刻的动物，自然也是其中最常见的种类，比如龟与蛇等。像猪鸡鸭这类通常不在其列，与我们儒墨文化的入世倾向关系莫大。我们是不出世的放生哲学。

所以佛教到了中国，也就只能相当入世了，无等差，无实用，绝不符合我们的文化。

如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放生，就无不带着历史的烙印，甚至几乎不离过去的窠臼。

龟蛇鱼类、贵重物种，都是我们放生的对象，我们甚至会听信一些鬼话崇洋媚外，觉得外来物种更见诚心、灵性。我们更功利心用得离谱。

鱼被勾破了嘴不经过处理，是很难活下去的，但我们会为了放生而钓鱼。

养殖动物到了野外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但我们会为了回报只管把它们丢到野外。

网上为什么说放生泥鳅果报最大？其实只是因为泥鳅好存活而已。但泥鳅就是可以随便放的吗？

任何水域都有自己的生态平衡，有些水域泥鳅数量足够，有些水域或者根本没有泥鳅，你这样一来，反而会打破平衡，造成环境战争。

放生一个，杀死八千，甚至是放生那一个都未必生，你说你这是行善呢，还是行恶？

更可怕的还不是这种，因为有些人会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物种来放。

比如杂食类的罗非鱼，它不但低于10°左右就会死亡，也是南方本地土鲮的天敌，盲目乱放破坏严重。

比如生长快、适应性强、鱼卵剧毒，号称水中杀手的淡水鱼类雀鳝，它们所在之处，其它鱼类很难存在。

比如杂食的清道夫琵琶鱼，它在江河中没有天敌，一旦放入自然水域，那就一定泛滥之灾。

比如鳄鱼什么的，甚者老鼠，都不知道放生者是怎么想的，这种放生，就不只是破坏生态平衡了。

所以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不久前就有了一个第38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实际上因为近年来的盲目放生、随意放生既有可能破坏生物多样性，也可能扰乱正常秩序，北京很早就在呼吁民间爱心人士、慈善人士科学、理性、文明放生，让善行产生善果了，相关部门最近并已出台惩罚条例，而沈先生此举，却是基于以下原因：

经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的放生组织超过200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量。现在的条例虽然规定了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但并未明确责任性质，归责原则以及造成损害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内容。

不过他们都没在心理、心态、文化方面来谈及此事。放生的人，何止是有规模的组织者，及民间爱心人士，和慈善人士，他们中其实有不少是梵衍那国国王，和齐景公类型，只是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3.

梵衍那国国王什么样子？

玄奘大师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提到的那个梵衍那国，即《魏书·西域列记》中的范阳国，我们今天称做巴米扬的地方。

他说梵衍那国是个佛教之国，王城东面有座佛祖涅槃卧像长达一千多尺，那里有位国王曾每每在这召开无遮大会。

什么叫无遮大会？

无遮大会是一种佛教盛典，一般五年一次，又称无碍大会、五年大会，它基本相当于佛教每隔五年的一次华山论剑。只不过这是纯学术上的，绝非为争名头、做霸主。

人家这无遮、无碍，本就是兼容并蓄，无遮无拦，无所妨碍的意思，那就是天下之人，无论贫富、贵贱、善恶、贤愚，都可参加，一律平等对待。

而且这个过程中，大家除了吃斋、诵经、辩论、交流、分享，还会放生、布施，这布施可不是一般的规模。

佛家布施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像传道布经、大辩论、知识分享，自然属法布施，像吃斋念佛，让众生身心安稳，离开一切恐惧，自然属无畏布施（吃素不杀生，让人心怀善心，让一切众生知道你不会伤害它，不必害怕，当然属无畏布施），但对于来参加大会的一般贫苦大众来说，他们最为关切的肯定是财布施。

因为那期间主持大会的国王、贵族、有钱人家挥金如土，是真正拿钱不当钱的。

像玄奘大师于公元643年3月参加的那场无遮大会（他据说曾舌战群雄，折服天下，赢得了“大乘天”与“解脱天”的最高称号，可见修行程度已经极高），时长75天，到场僧俗达50万人，戒日王不但将府库五年积蓄一朝倾尽，还把身上的一切都布施干净。他最后“穷”得只好借妹妹的一套粗布衣服来演讲。

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福德增广才能往因相续，布施越彻底越好，所以这就要“藏富于民”了。

但是这里面却又有一个大滑稽。

像戒日王那类的又五年积蓄怎么来的，不用多说，而那梵衍那国国王，却会更上层楼。他在大会期间，却是连妻子都要舍掉的，等到了大会最后，他又要把自己舍掉。

国库舍空可以再蓄，妻子舍掉可以再娶，一国之君都舍出去这还了得？所以这时候此国的文武百官就又得出重金，将他老人家（应该还有王妃）赎回来。而至于重金有多重，玄奘大师没有说。

但这一定是让全国官员自上而下都“大吐血”的一个活动，倾家荡产也难说。一个国家动不动来一次这样的“穷光蛋”运动，然后大家又都得为了下一次大会做准备（国王和大家平时也需要财啊，失去的难道会不设法取回来？），这还叫什么求佛、行善、大布施？

所以玄奘大师就曾说了一句：诸如此类的事情居然成了这位国王的正务。他一说正务，倒让我这小人之心觉得，这位国王可能与僧人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俗世的、佛家的红利一样不缺。

齐景公什么样？

他是心怀不忍，推爱及禽兽，放了幼鸟的人。所以晏子就曾去道贺，此圣王之道也。

然而，齐景公的为政接近桀纣，就是有晏子缓和也无济于事，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指的就是他。

你看，齐景公的放生，和梵衍那国王的布施，是不是违背仁爱、慈善本意，很像是那种极普遍的求佛或放生？

我们举这两个极端例子，当然不是说放生的人很坏，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事，但是我们的很多放生，恰恰与仁爱和慈善相去很远。

这不止表现在放生不科学，不理性，不文明，还表现在强烈的，扭曲的功利性。

捉了来放，放而不顾其他，已经大失其道，而这还必得某一物种才可，这算什么？

佛家的仁爱不是平等的吗？仁爱不是发自内心的吗？佛家不是本分应得的得了，吉祥，本分不应得的得了，不吉祥吗？整天什么都吃，却靠偶然放一物来求福报？平时不修因，却要像梵衍那国国王那样，靠五年一次大布施来求果报？甚至像齐景公那样，只在小恩小惠上求果报？

有口无心，天天念十万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只怕天地有灵，你想要的果报它未必肯给。

佛家讲财布施，曾经说，财布施并不是要你将钱财捐到寺院，而是要你经常念着别人，帮助别人。

而且你这种行为，一定会有果报。

例如你如果在入保险的时候，为的只是怕生病，念念都为自己生病做准备，那你大约一定会生病。因为你是不快乐的，你的果，有一个因在等着，它会形成一个磁场。

而你如果想的是我花了这么点钱，就能帮助好多人，供养好多人，那你至少是快乐的，不烦恼的，你就可能会因为布施，修成不病的因果。

这话看似玄而又玄，其实很富哲理，因为佛家所说的结喜、大欢喜状态，它会由心理而生理，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欢喜，正是健康的主要因素，打破我执，一念之间为菩萨，一念之间为凡夫，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真正的善念，一定是积极的，放生只是形式。它是真正的爱生命，它会在生活中自然地流露，而不是本末倒置，为一物，为一时，或者平时什么都做，遇事去抱佛脚，或者骆驼压倒了不去为它减轻负重，倒只去放一条鱼。

成功的商人，难道不是因满足了别人的需要而成功吗？

袁隆平，难道不是因为使无数人不饿肚子而被人尊敬吗？

禅喜，难道不是因大彻大悟而来吗？

离苦得乐，难道不是因为破执念、妄念，得正觉而来吗？

种种种种，这才是真正的因果，它可不只是科学理性放生的指导。

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