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文｜《财经》记者 王雨娟

编辑｜余乐

陈城城在上海一家投资机构做财务尽职调查，从他的位置看向老家，最容易嗅到的是传统行业的没落气息。

和许多“企二代”一样，陈城城中学起就被家里送到海外读书，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国，讲话时会强调“中文不太好”，不小心蹦出英文词。只不过，对回家接班，他颇为犹豫。

陈城城家里的公司处于房地产的上游行业。下游市场的萎缩，导致行业里只剩下存量竞争。“以前是肉遍地都有，现在大家眼睛都盯着一块肉。”

谈起家里的公司，陈城城的语气充满担忧。在这个数字化已不再是新概念的当下，公司的业务还得倚靠大量的人力，标准化作业仍然是令人头痛的问题，现代化的办公方式也难觅踪影。

像陈城城一样的企二代还有很多：父辈的企业陷入转型困境，很多属于即将淘汰的落后产能。年轻的二代涉足其中，像一只误闯入黑森林的白兔。沉重的金汤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主体，家族企业占据企业总量的一半，GDP贡献超过60%。中国的家族企业涌现于上世纪90年代，很多一代企业家都到了必须“交棒”的时候。“新财富500富人榜”的数据显示，50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占比为67%——近七成的中国家族必须寻找接班人。

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也正面临转型的挑战，靠低附加值的产品打价格战、抢占市场的时期一去不复返。贸易冲突、经济增速减缓、国际局势动荡和疫情的影响更给民营企业的经营添加了诸多变数。这些因素都大大提高了二代们接班的难度。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分享过一则关于二代接班的尴尬事。他受邀参加一位朋友的私人晚宴。席间还有八位企二代，都是清一色的80、90后，父辈则是1980年代开闯天下的草根创业家，从事的行业包括制造、地产或农产品加工业。吴晓波吃惊地发现，这些二代们要么在金融机构，要么独立创业，“居然没有一位在父亲的公司里就职。”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群没有选择接班的企二代。我们试图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寻找难以接班的原因。从他们的精神风貌中，也得以一窥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问题。

不敢接班，不愿接班

麦肯锡的一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传承的风险：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仅有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到第三代者不足总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富不过三代”不仅仅是一句戏谑。

吴晓波曾因工作接触过许多二代。在他的观察中，这群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80、90后，有比父辈更优秀的视野、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他们绝不是垮掉的“坑爹族”。他们更乐于平衡工作与生活，懂得享受人生。

同时，他们遭遇的质疑和挑战也是父辈没有的，甚至是父辈无法体会到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稍有不慎，那汤匙也压得人喘不上气。

程潇潇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在家里的教育下，她对钱的概念早早就建立起来：吃下不喜欢但有营养的芹菜奖励200元，考100分奖励3000元，讨论课上主动做了组长则奖励更多——没什么不能用钱量化。

九岁时，表姑送给她七只毛绒公仔。在同龄小朋友还在给芭比换公主裙、涂口红时，母亲要她回答，如果带领七只公仔一起做作业，该怎么管理。

每一步都是家里安排好的。上国际学校，升高中时孤身飞到美国，大学读商科，再念个MBA。遇到长假期，母亲都会把她塞进公司里，“一个业务、一个业务地实习。”起初为了避嫌，程潇潇不冠父姓，后来实在去得太多，员工们也就心知肚明，“老板千金嘛。”

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程潇潇第一眼就给人一种杀伐的气息，她的句子短促、有力，口头禅是：“你听我的。”

然而，真到程潇潇毕业了，接班却越来越不现实。不仅她没有信心，父亲也犹豫了。随着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昂，低附加值产品的工厂逐渐外迁向东南亚，而公司新的发展方向还未找到。这个产业，“连我这样的能人都搞不定了，更何况是你。”

这一担忧并非孤例。相较于从千军万马中人中杀出来的职业经理人，二代们少了重重筛选，能力上容易有缺失。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李海涛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由父亲传给儿子，市值平均会跌一半。

欧洲与东南亚的许多家族企业历经多代接班，已有较成熟的机制，中国家族企业则无太多经验可循，多靠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传承不力，父辈辛辛苦苦打拼的基业就可能付之东流。二代接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公众议题。

周运资同样是一位“不敢”接班的企二代。他出生于部队大院，家里是做房地产的。在家庭的熏陶下，他自小是孩子王，在同龄人中显得早熟，擅长交流，有感染力。经常他一说话，别人就觉得有道理。

但是，周运资坦言自己是地产的门外汉。多年来，公司内部运转已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架构。接了班，挂个副总裁的名头，插手后分到的钱反而可能变少，“别人很烦，还不如不管。”

除了能力，二代们欠缺的还有接班的意愿。老一代创业者为了企业能赌上一切，甚至不惜身体地赚钱。到了二代这里，创业的核心驱动力变成了兴趣，他们自小没有物欲匮乏的体验，创业也是能进则进，享受过程，但很难忍受艰辛。他们对待人生、事业和财富的态度,与父辈截然不同。

周运资父母的创业路靠得是一股狠劲儿。辞去安稳的体制内工作，离乡背井，失败了也不气馁，这才打拼下现在的家业。

到了周运资成长的年代，人们向往的是互联网和新能源造车。谈起这些高科技产业时，他的语气流露出羡慕，而回家接班一个地产企业，在他看来就是“开倒车”。

如今房地产市场的腾飞期已经结束，贷款收紧，行业巨头公司纷纷“暴雷”。家里的小公司摊子铺得不大，现金流暂时还能支撑住。他想得清楚，家里不提要求，他绝不会主动回去。毕竟一旦回去，不想做也没法走掉。除非有人找上来，否则绝不会多问公司一句，“分分钱就挺好。”

“哪天不行了就全卖掉，把钱存起来。”

尖锐的冲突

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显示，大多数二代并未明确愿意接班。其中，15%的二代表示不愿意接班，45%的二代对于接班的态度尚不明确。中欧商学院教授李秀娟表示,一半以上的中国传统民营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

智慧云传媒创始人陈雪频将不愿接班的二代归为这几类：有的对父辈不满；有的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有的养尊处优惯了，不想被约束；有的钟情虚拟经济，对于网络、电子商务、PE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对创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兴趣不足;有的则选择留在国外，不愿回来。

过去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滋生出一个中国式问题：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他们似乎都“别无选择”。父母只能把企业留给孩子，孩子则只能接父母的班——没有老二、老三可选。这让家族企业传承的矛盾更为尖锐。

中国第三家共享单车品牌——町町单车的创始人丁伟也是一位标准的企二代。他身形精瘦，说话时会微眯起眼，细长的脸不经意间左右轻晃。2013-2014年，他曾和父亲一起做互联网金融，向外放贷。这次短暂的接班尝试，以父亲将他逐出公司结束。

在做事的原则上，两个人截然不同。丁伟相信知识和眼力，肯花功夫自己做风险控制，身份信息、征信报告、银行流水，每一项都仔仔细细地检查过去。他只做小额贷款，一次最多5万。

父亲的贷款则主要面向经济开发区的老板。在丁伟看来，父亲看重人情，风控交给手下人，经常是几百万的单子大手一挥就批了，有人钻空子都未必能发现。

共事的半个月里，父子两个天天吵架。父亲已经答应放贷的人，丁伟怎么都不同意，“只要烂掉了一单，可能一年的利润都没了。”后来，父亲索性休战，私底下再悄悄把钱汇过去。吵也白吵。

在娃哈哈集团，女儿宗馥莉曾公开表示不赞同宗庆后的管理风格。面对中国生意场上难以避免的政商关系，父亲当作商业机会，宗馥莉直言不耐烦。这是很多家族企业二代的心声。

在东方式的父权至上家庭中，二代与父亲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同时，企业的管理和决策又需要杀伐决断，代际矛盾很容易因此激化。

互联网金融之后，丁伟还和父亲有过一次权责更为明确的合作。2016年，正值国内共享单车的风口，丁伟与大学同学一起创立了町町单车。丁伟出任CEO，父亲则掌管财务。公司需要用钱时先要由父亲审批。

为了町町单车，家里前前后后投了一千多万。按照约定，除了投钱，父亲不会插手业务。但是，掌握财政大权的父亲从设计车款开始就不断提出不同意见，最终只能是丁伟妥协。

做到第三个月，单车资金链断裂。家里的金融公司发生挤兑，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每天都有人上门讨债。

丁伟曾劝父亲变卖资产，填补5000万的资金窟窿。当时父亲的粮食厂房正面临拆迁，几十亩地一拆，是几个亿的巨款。“如果卖了工厂，这个难关肯定就过去了，但我爸舍不得低价出让资产。”

没等来拆迁，倒先等到了法院的强制执行，父母随之入狱。家里的工厂、房子和车子全部被低价拍卖。

尖锐的矛盾之下，消极的逃避便产生了。接班也很难施展才华，索性不如出走。

接班不易，创业更难

上述白皮书提到，有84%的企二代选择独立创业，或者在父辈的大盘中切出一块独立经营，以自证能力。但是，接班不易，创业似乎更难。

周运资刚上大学就开始折腾创业。他大学在湖北工程学院学国际贸易专业，在学校很积极，老师会私下教他写项目策划书，模拟创业过程。他是个急性子，晚上想着要干什么，可能第二天早上甚至半夜就开始了。

第一次创业时，他走出校门路过一家正在转让的奶茶店，周运资觉得“位置很好”，跟老板简单交谈过后就准备盘下来。

回到家，父亲仔细盘问了一圈客单价、开销、进货渠道、奶茶配方。这一问就把他问住了。但是，周运资急于求成，没想那么多。最终，父亲还是要了卡号，把钱打了过去，“就当交学费。”

结果不出父亲所料，坑一个接着一个。签完合同才发现房租快到期了，又补上房租。看似确实是每天客人不少，但是成本很高，租金、人工等开销一天近2500元。以客单价12元计算，一天得买200杯以上才能挣钱。营业额飘忽在1500-3000元，“有几个月到手是挣不到钱的。”

到了第二年交房租时，周运资已经不想做了，于是将店转让给朋友。“朋友跟我类似的家庭情况，说两句就接了。”最终，投资的100多万几乎赔光。

奶茶店的失败让周运资体会到实业的艰难，“赚的是辛苦钱，得慢慢积累起来，不适合急性人。”

大二下学期，周运资又转战金融类业务。他专门收集一些企业主的银行汇票，提前帮他们变现，等到期再去银行收回这笔钱。他从中赚取手续费。有时他上午收到票，不必等到银行汇款，下午就能卖给别人。资金周转很快，最大的风险是假票。两年后，由于这类业务政策吃紧，周运资没再当作主业做下去。

他的经历也表现出部分二代在创业中的共性：投机、离不开家里扶持、缺乏长期主义精神。

町町单车破产后，丁伟不得不找了份工作，在一家汽车整合服务公司任职，也做直播。借着共享单车还在热点，他靠直播赚了波快钱——三个月就差不多挣了六七十万。

采访时，丁伟刚开了家面馆，就在杭州师范大学门口。受疫情影响，学校叫停了外卖，面馆生意受到不小的打击。

但是，丁伟从不肯停止折腾，要么投资，要么创业，赔光了再接着上班挣钱，“很不安分。”即使没有继承实体公司，创业的基因也在他身上留下烙印。在社交网络上，他叫自己“追梦人”。

陈城城仍然准备暂缓接班。他还想再闯闯自己的事业，在光鲜亮丽的投资行业多待一段时间。另外，他认为接班的事情要到时机成熟才能和父亲谈。父亲没觉得到了干不动的时候，聊了反倒容易惹老爷子不高兴。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家族企业教授罗晓薇认同这一点，家族传承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企业业绩高于预期时，更容易顺利地传承。

传承也并非一簇而就，一个完整的过渡需要近10年才能走完。一代要放下英雄情结，接受老去的事实，腾出时间来慢慢放权，帮助二代的成长。

周运资的父母并不着急，希望他能慢慢地成长，到大公司里历练下，到一线城市看看，“体会下在自己家里永远都感觉不到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打算继续折腾自己喜欢的。几次创业后，周运资转去慈善基金会当起了理事长，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完初高中，每月工资1500块。在山里，他跟孩子们一样，每天吃土豆、穿布鞋、买50块钱的衣服。那带来很多成就感。他希望在公益事业上踏踏实实地做好。

毕竟——

如果不好好努力，就得回家继承家产。

（应受访者要求，周运资、陈城城、程潇潇为化名。杨赛对此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