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类的论文好写吗,国内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摘 要：乡村舒适性是国外乡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本文回顾和总结了国外农村舒适性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四个研究热点：农村舒适性评价体系的构建和效果、农村舒适性、反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农村舒适性与农村发展、舒适移民的特点和影响。通过对乡村舒适概念的理论思考，本文进一步比较了“舒适”和“舒适性”的中文译名，乡村舒适和乡村绅士的概念，以及乡村舒适和城市舒适的具体特征。最后，探讨了乡村舒适概念对中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启示。文章强调，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对我国农村舒适性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乡村舒适性概念是西部大开发和乡村复兴的重要产物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部乡村进入后生产主义阶段，乡村所承载的生产价值特别是农牧业价值逐渐弱化，而乡村的审美、游憩、休闲等消费价值日益凸显[1]。农村的生产功能被消费功能部分替代。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根据个人对农村生活的喜好，选择搬到环境优美、设施便利的农村。乡村舒适的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引起地理、经济和社会学者的关注[2]。

舒适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乌尔曼[3]提出，定义为“令人愉悦的生活状态”。国内对舒适性的研究最早来自周敬奎[4]和王宁[5]；温婷等人[6]对城市舒适度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文献综述。目前，国内对舒适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舒适性[7，8]，而对农村舒适性的研究非常有限。吴志彬等[9，10]讨论了中国农村舒适性的概念和内涵，但只是理论思考，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我国农村舒适度研究不足的原因之一，可能来自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11]:与城市相比，大部分农村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方面还比较落后，达不到讨论舒适度的水平。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和农村环境质量、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对不同群体的吸引力(以养老、游憩、保健、审美和追求乡村生活等为目的。)正在逐渐增加，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舒适性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国外乡村舒适的内涵和研究热点，探讨与这一概念相关的理论内容，并总结我国乡村舒适研究对乡村振兴研究和实践的启示。

1 乡村舒适性的概念与内涵根据字典定义，乡村舒适是指一个国家舒适和愉悦的特征[12]。在学术上，Argent等人[12]认为乡村舒适包括两层含义：一个地方整体环境的吸引力，以及其吸引人的品质或设施。前者是指区位特征，后者是指场地特征，两者都会影响人们是否选择在这个地方居住。与城市舒适相比，乡村舒适以“乡村”为基础，其突出特点是生态环境优越、人口少、亲近自然、乡村生活方式等。

不同的学者对乡村舒适的内涵给出了不同的定义。Abrams等人[13]认为，乡村舒适性体现在自然风光、亲近户外的游憩、文化的丰富性和乡村情怀；Buckley[14]认为居民向往的舒适区靠近自然保护区，便于参加特殊的户外运动；鹧鸪[15]认为，乡村舒适性是指能够吸引一个家庭搬到特定地方的任何特征，包括天气、景观、公共服务、公共设施、低犯罪率、医疗条件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乡村舒适包括一系列自然和人工的乡村特征，如荒野、耕地景观、历史遗迹和文化传统[16]。虽然这些定义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乡村舒适强调以优质自然资源为核心，以乡村生活为基础，满足当代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具有一定的西方社会特征(如户外运动、自然保护区、低犯罪率等)。).

根据上述国外学者对乡村舒适的定义和应用研究，乡村舒适的特征可以概括为：(1)强调乡村消费功能，如美学、居住、休闲和娱乐

、康养等，同时弱化乡村的生产功能，如耕种、畜牧、砍伐等；(2)是一个涉及多种要素的综合系统，包含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社会要素、地理因素等；(3)与居民追求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初衷紧密相关，反映了现代人对乡村生活方式的期望与想象；(4)是乡村地方品质(quality of place)的重要表现，在留住本地居民、吸引外来人口、提升乡村经济水平和增进乡村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典型的例子如瑞士的达沃斯小镇，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欧洲著名的滑雪胜地，更因为世界经济论坛在此举办而举世闻名。该镇居住人口长期保持稳定，游憩和会展业发达，小镇经济亦能保持活力。

2 国外乡村舒适性的研究热点2.1 乡村舒适性评价体系构建及其效应

对乡村舒适性进行定量测算、比较与效应分析是国外乡村舒适性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Kahsai[17]依据现有文献总结出乡村舒适性测算的3种方法：(1)单一指标法，选择某一具体指标来指代乡村舒适性。如有学者使用日照作为乡村舒适性的表征[18,19];(2)综合指数法，将多个指标汇总形成的指标体系进行加权，得出乡村舒适性指数。如Nord等[20]将温度适中多晴的冬季、温度适中湿度低的夏季，多变地形、山地和水面覆盖指标加权得出乡村舒适性指数；(3)综合因子得分法，利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从多个指标中提炼出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因子。如Goe等[21]将32个指标压缩成气候、土地、水、户外游憩和历史文化5个因子，而Deller等[22,23]则从50多个指标中提取出气候、城市设施、土地、水和冬季舒适5个因子。

对不同学者所使用的指标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西方学者所采用的乡村舒适性指标主要涉及气候、自然、游憩、社会、地理5个方面，具体涵盖内容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这些指标中自然舒适性占比最重，使用频次最高，其次是气候舒适性、游憩舒适性，而社会舒适性和地理舒适性相对较少。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和自然舒适性要优于其他指标，不仅体现在重要性上，还体现在不被其他社会经济指标所影响的外生性上，因此仅采用这2类指标构建乡村舒适性[24,25]。其中由Mc Granahan提出，后被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局(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ERS)官方采用的自然舒适性指标体系(Natural Amenity Index)得到了广泛使用[26]。该体系具体包含6个指标：1月平均温度、1月平均日照天数、1月与7月温差、7月平均湿度、地形变化程度和地表水覆盖率。

利用不同测算方法得出的乡村舒适性数值，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乡村舒适性与人口流动、就业人数、居民收入、幸福感、房屋价值等现象的关系，并发现乡村舒适性高的地区往往呈现出人口流入、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幸福感提升、房屋价值增加等特征[21,27,28,29,30]。但也有学者认为，起到关键作用的并不是舒适性本身，而是对舒适性进行经济供给，或者说对舒适性进行合理和有效的利用[31]。此外，就业增加是由乡村舒适性所直接引起，还是由于人口流入的间接作用，西方学者也仍然存有争议[17]。未来中国学者可以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乡村舒适性评价体系出发，对不同地区的乡村舒适性进行比较，对其产生的效应进行具体分析和检验，同时还可以与西方学者的结果进行比较，探讨同类型乡村舒适性效应的中西差异。

2.2 乡村舒适性、逆城市化与乡村重构

除了对乡村舒适性的具体效应进行定量测算，西方学者也十分关注乡村舒适性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带来的结构性改变。有学者认为，乡村舒适性之所以越来越被重视，主要来源于6个方面原因：(1)时空压缩，流动性和通讯系统加强；(2)技术进步，使分散的乡村生活方式成为可能；(3)分散的居住地，不再紧靠收入来源地；(4)城市与乡村住房和生活成本差距的持续增大；(5)城市影响和价值的侵入，包括游憩和旅游；(6)土地转化和发展带来的财富快速积累的激励[39]。在此背景下，乡村舒适性正在逐渐成为乡村的比较优势之一，促使一些居民选择从城市移居乡村，从而产生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和远郊化(ex-urbanization)现象[40,41]。以美国为例，仅1990—1995年期间，非大都市区域人口净流入约为155万人，超过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137万人的净流出[20]。

表1 国外学者采用的乡村舒适性指标汇总
Tab.1 Summary of the rural amenity indicators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注：本表选取了12个乡村舒适性指标体系，对其具体指标进行分类。

另一方面，这种由乡村舒适性驱动的人口流动对乡村地区的影响并不均衡，而是表现为高舒适性地区的振兴和低舒适性地区的衰落。在澳大利亚，舒适性加剧了乡村地区的二元化：一边是舒适型乡村不断吸引着人口流入，产生了逆城市化现象；一边是内陆农业和牧业区域人口的持续下降[39]。在美国乡村，类似的不平衡发展情况同样存在，并形成了“老西部”(Old West)和“新西部”(New West)的对立——前者依赖掠夺性经济产业或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如水库、电站、军事基地等，而后者则以环境舒适性、游憩经济和退休社区为特征[42]。学者们认为，随着乡村空间消费价值的提升，舒适性已经取代生产属性成为决定乡村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模型的最主要因素，而一个乡村的意义和目的也越来越被一个地方的舒适性价值所定义[2]。

综合来看，乡村舒适性所引起的人口流动是西方乡村社会、经济和空间重构的重要动力之一，可以预见其在未来中国的乡村发展中也将发挥显著的作用。事实上，西方乡村舒适性兴起所面临的宏观条件不仅是西方独有，在中国也已然显现，如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城市生活成本的持续增加、土地转化的巨大收益、国家公园的设立、体育旅游的兴起等。加之乡村土地政策的松动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未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将很有可能受到乡村舒适性的影响和驱动，进一步印证了在中国开展乡村舒适性研究的必要性。

2.3 乡村舒适性与乡村发展

在西方国家，早期掠夺性产业如采矿业、渔业、和林业等曾是推动乡村发展和提供较高收入就业的主要渠道[43]。但随着这些产业的式微，乡村经济陷入衰退，乡村吸引力大幅降低，人口持续流出。而随着乡村消费功能的崛起，舒适驱动型发展(amenity-led development)逐渐成为拯救乡村衰落、重启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42,44]。乡村舒适性具有不可移动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地方品质的直接表现，能够吸引外来投资和移民，提升乡村活力，增加就业渠道和收入水平，使乡村重新焕发生机[45]。

与以往资源掠夺式的发展模式不同，以舒适性为基础的乡村发展主要具备以下4个特征：(1)强调乡村资源和环境的消费价值而非生产价值，有助于提升乡村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供给和质量[46];(2)带动旅游、养老、游憩、康养等服务产业发展，扩展乡村经济的增长途径，有助于实现乡村多渠道、多功能发展[44];(3)通过吸引外来移民和游客，为乡村经济带来新的投资和消费，从而激发乡村活力[45];(4)乡村舒适性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和正外部性，能够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益处，提高幸福感和生活质量[16]。

虽然乡村舒适性对乡村发展具有正面效应，但并非所有乡村发展都依赖于乡村舒适性[47]。在某些情境下，乡村舒适性和乡村经济发展相互限制，而如何平衡乡村舒适性和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则是决定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6,48,49,50]在20世纪90年代以乡村舒适性与乡村发展为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先后出版了4份研究报告。在其中一份报告《打造乡村舒适性(cultivating rural amenities)》中，OECD提出乡村舒适性与乡村发展之间存在3种关系[16]:(1)共生促进(synergy)，打造和保护乡村舒适性能够促进地区发展；(2)对抗(antagonism)，打造和保护乡村舒适性阻碍乡村发展，或经济发展造成乡村舒适性的破坏；(3)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经济停滞副作用于乡村舒适性，而这3种模式又对应于4种情境，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共生促进关系是两者发展的最优状态，也是舒适驱动型乡村发展的理想情境。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到在打造舒适性的同时关注当地居民的生计生活，在吸引外来人口的同时不以牺牲当地居民利益为代价[51]。学者们指出，相较于城市舒适性对于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乡村更需要舒适性来振兴地区经济，提升地区活力[46]。而现代科技的日益进步，也使舒适型乡村地区对高科技和创意产业人才的吸引力日渐突出[52]。中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到乡村舒适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舒适性与居民生计协同发展的道路。

表2 乡村舒适性与乡村发展的关系
Tab.2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men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2.4 舒适性移民特征及其影响

舒适性迁移(amenity migration)指“被自然和文化舒适性吸引而发生的人口移动”[53]，在西方国家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向乡村的迁移，以及近些年出现的发达国家人口向发展中国家迁移的现象[54]。舒适性迁移包含季节性迁移和长期迁移，是一个比“第二居所”更广的概念[55]。国外学者通过对舒适性移民(amenity migrants)的长期考察发现，舒适性迁移体现了居民对城市生活的反思，具有后物质主义的特征，也体现了居民最大化休闲和游憩活动实践的愿望[56]。

尽管舒适性移民内部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年龄、教育背景、职业、原居住地等，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是都被乡村舒适性所吸引。这些移民主要涵盖退休移民、休闲移民、季节性移民和生活方式移民[56]。除了以自然环境为主要动机外，文化和制度因素也对舒适性移民的决策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土地制度和方便购买较大土地对美国的舒适性移民有重要影响[41]，而乡村想象和乡村流行形象的兴起也对舒适性移民有促进作用[57]。

而另一方面，舒适性移民也给乡村带来了人口、社会、环境的长期而巨大的改变[58]。这种改变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乡村绅士化引起地价升高和生活成本增加，恶化了当地社区的不平等问题[59]；居民构成的多元化影响了当地社区的文化认同、人际交往以及社区参与[60,61]；外来移民和当地居民在环保理念、社区发展态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加大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难度等[62,63]。如何在保持乡村活力、重振地方经济的同时尽量减少甚至避免舒适性迁移造成的负面影响，国内学者从乡村绅士化等角度已有切入[64]，引入舒适性迁移概念将有助于对该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

2.5 国外研究述评

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乡村舒适性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涉及乡村复兴、乡村重构、逆城市化、乡村移民、乡村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议题。来自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乡村舒适性问题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既有全国尺度上乡村舒适性与人口流动关系的模型建构，也有针对某个典型舒适型乡村的案例分析；既有基于客观数据的乡村舒适性指标体系构建，也有针对居民和移民主观舒适性感知的探索和比较。此外，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是，这些研究的出现和发展与西方乡村发展的各个阶段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体现出西方乡村研究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刻画、理解和反思。而了解西方乡村舒适性的存在特征、关键问题和实现途径，将有助于中国学者更好地开展基于中国情境的乡村舒适性研究。

3 对乡村舒适性概念的理论思考3.1“舒适性”与“舒适物”的翻译比较

在西方研究中，“amenity”和“amenities”是被交替使用的2个概念，因此在译成中文时，中国学者并未形成统一。温婷等[6]、喻忠磊等[8]采用“amenity”的用法，将其翻译为“舒适性”，强调其地方特征的属性；而王宁[5]、马凌等[7]采用“amenities”的用法，将其翻译为“舒适物”，强调其物品的属性。参考牛津词典合作网站(lexico.com)后发现，“amenity”本身即存在2种定义：第一种定义为“建筑物或地方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或有用的特点或设施(a desirable or useful feature or facility of a building or place)”，为可数名词，对应于舒适物的概念；而在第二个定义中，“amenity”特指“一个地方令人愉快和吸引人的特性”(the pleasantness or attractiveness of a place)，为不可数名词，对应于舒适性的概念。因此，舒适物和舒适性实际指代2个不同的概念，但又相互关联。

虽然本文采用了“舒适性”这一用法，但在文献综述过程中，也参考了乡村舒适物的相关研究。梳理后发现，这2个概念的具体应用情景存在一定差异：在对一个地点统筹考虑时，倾向于采用舒适性的概念，如舒适性指标体系(rural amenity index)、舒适性移民(amenity migration)、舒适导向型发展(amenity-led development)；而在聚焦某一类具体舒适物时，倾向于采用舒适物的概念，如自然舒适物(natural amenities)、景观舒适物(landscape amenities)、风景舒适物(scenic amenities)等。此外，学科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地理学者采用“舒适性”概念的较多，而经济学者多采用“舒适物”的概念。但以上这些差异并不绝对，在一些情况下也存在交叉和混用。

3.2 乡村舒适性与乡村绅士化的比较

乡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tion)是乡村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概念，指“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聚落迁移，寻求居住与休闲空间，从而造成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并造成乡村地区的住房紧张”这一现象[64]。与乡村舒适性相比，两者都与乡村移民和逆城市化有紧密关系，且都伴随着乡村景观、社会经济、人口构成、产业结构的改变，因此有必要在概念上进行区分。鉴于已有文献并未对两者进行直接比较，本文对2个概念进行比较如下：(1)乡村舒适性强调改变前的状态与价值，而乡村绅士化则强调改变后的状态和结果；(2)乡村绅士化侧重于过程和影响，指向物理景观和社会空间的改变，而乡村舒适性则强调乡村本身具备的特征；(3)虽然乡村绅士化指代一个复杂多维的地理现象，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负面色彩，侧重于生活成本增加、原住民驱赶、外来文化侵入等方面；而乡村舒适性则是地方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正面色彩。因此，乡村舒适性和乡村绅士化在概念上具有差异性，在实际应用中又有联系，在研究中要注意两者的差别和联系。

3.3 乡村舒适性与城市舒适性的比较

Glaeser等[65]认为，一般来说，城市的舒适物多于乡村或小镇的舒适物，因此人们往往会向城市迁徙。但本文认为，这样的判定过于绝对。虽然城市在综合性上更胜一筹，但城市和乡村本身在空间形态、社会功能、经济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因此缺少直接比较的意义。且乡村和城市哪个更舒适，更是一个主观问题，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状态下，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中国自古便有“文野之别”的区分，而城市和乡村作为人类永久性聚落的两级形态，在地理空间、社会结构、政治地位和优势产业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乡村和城市舒适性必然存在诸多差异。本文从突出特征、主要来源、相对优势、带动产业、被吸引人群和停留时间6个方面对两者进行简单比较，如表3所示。

总体而言，城市舒适性强调便利性、现代性和集中性，而乡村舒适性侧重于自然性、低密度和慢节奏；城市舒适性需要通过大幅度的人为改造来实现，而乡村舒适性则多依托于先天的自然禀赋；由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庞大，其舒适性涵盖的内容要远远多于规模较小的乡村舒适性，而乡村则能够依托于地方特色产生出差异化的乡村舒适性，如具有滑雪、海滩、森林、水域、古镇特色的乡村旅游地。在带动产业方面，城市舒适性兼顾工作和生活，对以人才为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天然吸引力，而乡村舒适性则更多的是带动旅游、康养、游憩服务业以及部分创意产业的发展；从被吸引人群来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天然差异，前者能够吸引以追求工作机会和舒适生活兼顾的现代生活人群，而后者则更多地吸引以休闲、游憩、康养、亲近自然、体验乡村生活为目的的人群；从被吸引人群的停留时间来看，前者多选择定居，而后者则长期和短期居住并存。

表3 城市舒适性与乡村舒适性的主要特点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urban amenity and rural amenity

从人的角度考虑，城市和乡村在舒适性上的差异也指向两者的互补性。每个人都有追求舒适性的天然动机，而由于发展阶段、职业选择、人生观念等因素会对乡村和城市舒适性有不同的倾向。对于年轻人、身体健康的人和有拼搏精神的人来说，城市舒适性也许更能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而对于老年人、身体较弱需要恢复或者愿意亲近自然的人而言，乡村舒适性才是他们所追寻的。本文认为，随着中国乡村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配套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乡村舒适性的吸引力将会不断增加。

4 对中国乡村振兴研究和实践的启示

结合现有中国乡村振兴的发展阶段和研究议题，未来中国乡村舒适性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

4.1 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定义中国特色的乡村舒适性

虽然乡村舒适性概念是西方乡村复兴运动的重要产物，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于乡村田园牧歌生活的想象。历史上田园派诗人所描绘的乡村生活，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代表，指向乡村恬静、安逸、悠闲的隐居生活，被历来文人学者所称道。而“叶落归根”则饱含着中国人晚年回归故土的期许。中国文化里扎根于土地的乡土意识，使中国人在思维、精神和文化上打上了深深的“乡土”烙印[66]。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情境下的乡村舒适性进行界定，对其内涵和表现特征进行探索，从而与西方社会的乡村舒适性进行区别。在概念界定过程中，既要借鉴西方的概念理论，也要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可以通过深入访谈的方式，深入探究专家和不同使用群体对乡村舒适性的理解，访谈过程中要注意采集具有“中国元素”的乡村舒适性要素，并与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舒适性相结合，在理论上丰富乡村舒适性的内涵。

4.2 以地方品质为线索打造乡村吸引力和竞争力

归根到底，乡村舒适性是一种地方品质的体现，而地方品质又与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紧密相关。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放开，城乡居民流动性不断增加，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使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更加考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乡村舒适性从地方吸引力(place attractiveness)和地方竞争力(place competitiveness)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表现在城市与乡村的比较——在识别、界定和发掘乡村舒适性的同时提升乡村形象和文化自信、重塑城乡关系、缓解当前城进村衰、农村空心化和“乡村病”等问题[11]；另一方面表现在不同乡村之间的比较——未来中国也有可能出现类似西方国家的乡村二元化趋势，具有突出舒适性的乡村地区必然展现吸引外来人口的优势，从而保持乡村经济和文化活力。

4.3 以多使用群体为对象培育乡村生态与人居环境

结合西方国家的以往经验和中国乡村的发展趋势，未来中国乡村空间和设施的使用群体将不断趋于多元化，包括当地居民、长期移民、季节性移民、游客等。伴随整体人口的进一步城镇化，一部分人口将出于多种目的(如游憩、投资、审美、养老和追求乡村式生活等)选择向郊区和乡村迁移，带来逆城市化，甚至是远郊化的现象。而乡村不同使用群体在生活习惯、消费文化、审美观念、居住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可避免造成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大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难度。未来舒适型乡村的培育要认清乡村社会重构的新形势，积极平衡和协调不同使用群体的需求，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性和创新意识，构建基于多群体共同目标和利益的政策制度和管理模式。

4.4 以共生促进为目标探索乡村舒适性与产业的协同发展

乡村舒适性概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以“后生产主义”为线索，更加强调乡村的产业转型和消费价值。未来有必要依托地区特征，推动中国部分乡村从“生产型”向“舒适型”转变，积极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实现乡村多渠道、多功能发展[67]。如何发挥乡村除农业、工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优势，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首先，厘清能够与乡村舒适性协同发展的相关经济产业，如旅游、养老、游憩、康养、文化创意、高新技术产业等；其次，从理论和实证2个层面探索乡村舒适性与相关产业共生促进的过程与机制，使乡村舒适性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和相对优势(高质量旅游、康养和游憩产业、多产业融合发展等)，使相关产业发展有效提升和保持乡村舒适性(美化环境，提升居住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加就业机会，提供经济保障等)，最终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薛岚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

作者简介： 薛岚(1986—)，女，河南洛阳人，青年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和乡村地理研究。E-mail:lanxue@fudan.edu.cn;

基金： 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项目(2020EGL016);

来源：地理科学进展. 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