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观是什么？普世价值观

当前，西方”普世价值”面临着现实而严峻的内外困境。资本主义危机的频繁发生，尤其是系统性危机给西方”普世价值”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从根本上来说，西方”普世价值”面临的内在困境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产物。亨廷顿曾指出，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西方的强大，但随着西方力量的消退，它们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吸引力也将随之减弱;同理，随着非西方国家力量的增长，它们将变得更加自信与更富进取性，也更加重视其本土文化，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世界更加现代化，但却更少西方化。

毋庸讳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持续进行着内部调适与改良，某些政策实践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也愈加复杂，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快，规模增大，后果增重。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至于制度危机。可以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已然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治理模式的缺陷，甚至西方自已也丧失了对开放市场民主模式的信心。P在此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制度弊端也暴露出来，并因此而引发了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要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浪潮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等。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泛起，在政治上的典型表现为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等。此类情况突出并加大了这些国家的公众在”普世价值”等传统价值观认知上的矛盾。2016 年，以反建制派形象示人的、时为美国候任总统的特朗普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但他却被该周刊称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足见美国社会在主流价值观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

2020 年在国际上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弊端更加凸显。在疫情防控中，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谎言谣言四起、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盛行，种种乱象带来的是无数生命的逝去以及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良政善治等西方”普世价值”核心理念的深深质疑与深刻反思。著名语言心理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当下人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利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仔细思考”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瘟疫（neoliberal plague）其实是造成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

多党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志，也是他们衡量民主体制的标尺。然而，多党制并不能保证政府的治理效率，也不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反而成为派系斗争、”甩锅”卸责、推诿扯皮的工具与借口。例如，美国两党制已蜕化为身份政治、权力政治、”否决政治”，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取代了合作共事、求同存异，相互间的权力之争取代了治理能力竞争。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之际，两党之争也未能有少许的收敛，反而因为总统大选年而变得更加激烈，这也是造成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的重要原因。如此将党派利益置干民众利益之上的行为令人唏嘘不已，也引起了诸多困惑与疑问。有位美国学者质疑 ∶ 当中国有效控制疫情的时候，”是什么使美国人有信心认为他们比中国处于更好的位置?”并自己解释说∶”我听到的唯一解释是，美国和中国具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但可以确定的是，用价值观来捍卫你免受世界之害，这是宗教而不是科学的生活方式。””面对严酷的现实，美国人开始认真思考”国家是否处于正确的方向与轨道”这个问题。2020年8月 23 至 9 月1日，美国多家民调机构就此展开调查。民调结果均值显示，65.8%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走上了错误方向，认为方向正确的仅有 28.2%。可见，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与社会公众对自身践行”普世价值”方面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的拷问与反思，显示他们对于所谓”普世价值”的信仰出现了动摇。一位西方学者分析了东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不同表现后指出∶”西方需要更加仔细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因为在危急时刻，这些价值观显然不适合用来达成目标。”另一位西方学者坦言∶”（疫情）大流行的恐惧将改变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对民主、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信仰可能会下降。”

“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及稳定有序的政权更迭向来是西方社会倍感荣耀的政治资本。然而，这些并不是理所当然或一劳永逸的。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对西方民主制度异化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据统计，91% 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田美国选举费用的节节攀升令普通大众望而却步，但却给大资本集团提供了难得机遇。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分析，2020年美国选举（总统大选与国会选举）经费达到了140 亿美元之多，其数额是 2016年的 2 倍多。凹一些大”金主”们利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来规避政治献金的数额限制，并借此影响美国政治进程与政府决策，从而形成了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福山认为，美国政府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把持，这使得他们可以扭曲政策为已谋利，并损害整个体制的合法性。PI同时，这也是造成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以及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指出，10% 的美国富人拥有了全国97% 的财富，2008 年金融危机后近一半新创造的财富被最富有的 1% 的人所占据。三个最富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1600 万最穷美国人的财富之和。

如果说”钱袋民主”是西方民主运作机制存在的缺陷，那么对于合法选举结果的质疑甚至公开挑战则伤及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2021 年1 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特朗普仍然说自己赢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社论指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只有在失败者接受结果并认可对手合法性的情况下，共和制才能正常运转。”该文所揭示的问题在次日就有了现实反映。6 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因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不满而围堵、占领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而整个事件的背后与特朗普的暗示、唆使、鼓励与支持密切相关。对于本次事件的性质，美国社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未遂政变、国内暴乱、国内恐怖主义等。然而，本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是深远的，它重创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权威性与成熟性，展现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制国家面临着现实的民主宪政危机。凹1 月 8 日， 日本《每日新闻》发表题为”这是民主大国的历史污点”的社论，指出”企图以暴力手段阻止权力在民主制度下的有序过渡，这在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对于世界民主大国之典范的美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污点”。PI不仅如此，国会骚乱事件还严重挑战了美国的法治精神，而法治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

美国学者罗伯特·布莱克发表题为 “美国接近法律的级结” 的文音指出。”由干拒绝接受先举结果。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让这个国家泽落到法律已经失效的境地。为了破坏确认下一任总统的有序法律程序，他们宣布拒绝承认任何可能确认拜登击败特朗普的制度的合法性。他们这么做是在否认我们的宪法及其所建立的民主自治制度，没有什么比这更危险了。”这一事件再次令美国民众陷入到对国家发展方向迷失的忧虑之中。1月 10—12 日，英国民意调查机构舆观公司（YouGov）和《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联合进行的一项关于美国发展方向正确与否的民调结果显示，74% 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国内局势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该比例为 2011 年以来最高。美国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与此高度一致。

与此同时，西方”普世价值”面临的外部困境一样真实。这种困境主要源自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对外扩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警醒了世人，并促进了民众更加深刻地认清了其虚伪性与危害性。以”普世价值”中的民主价值观为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具有双重标准，即话语标准与政策标准 ∶在话语表达上可以将西方民主描绘得天花乱坠，并将自己塑造成”民主卫士”，但在政策实践中则必须要务实，执行何种标准完全依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决定。有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历史上的民主输出主要受四种动机支配;一是为了谋求美国的物质利益;二是为了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三是出于美国的安全需要 ;四是为了推广美国人看重的民主价值观。前三者属于现实政治的范畴，后者属于理想政治的范畴。但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理想政治，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利益政治的体现。美国民主推广战略的对象不是随意选择，而是经过慎重权衡的 ; 对干那些在地缘战略上无关紧要的地区，美国并不热心于推广民主价值观，而对于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或国家，美国是想尽一切办法、使出浑身解数来推动价值观战略，甚至于动用武力以实现”政权更迭”。亨廷顿曾坦率地指出，民主需要提倡，但需要以服务于美国资本利益的方式。他举例说 ∶”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

西方国家煞有介事地将民主价值观推广视为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必要之举。基辛格就指出;”美国相信推广民主政治可确保和平 ; 更应该说，要获得可靠的和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么，被西方吹嘘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价值观输出真的给目标国或地区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了吗? 事实恰恰相反。西方进行民主输出的地区多成为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人道主义灾难频发的地区，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对此，西方人也有同感。他们认为”阿拉伯之春”留下了悲剧性遗产，”不仅没能带来政治自由，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腐败领导人的统治”。实际上，观念、制度、价值观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具有特殊性，在实践领域更是如此。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中就指出 ∶”任何制度都不具有固有的优点 ;它们自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在某个特定时期对某个特定民族而言是有益的制度，也许对另一个民族却是极为有害的。”1996 年，亨廷顿曾撰文提醒到，西方国家领导人应当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力量的局限性，他们的责任不是去试图以西方的意象来改造其他文明，这超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他们的责任是保持并更新西方文化的独特性，而非其普世性。I正因如此，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受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与抵制。曾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现为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科林 ·卡尔（Colin Kahl）坦承，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三大重要变化，”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举步维艰”是其中之一。”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更将主题确定为”去西方化”（Westlessness），在《慕尼黑安全报告 2020》中指出，世界正在远离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自由、法治、普遍人权等价值观，而西方国家内部也游离于这些价值观念，”西方自身可能也日益不那么西方化了”。8前文所提及的美国国会骚乱事件恰好为这一判断做了最新的注脚。

如果说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信仰危机主要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动摇了”普世价值”基础的话，那么西方推广民主的价值观对外扩展给目标国或地区所带来的苦难，则从外部把所谓的”普世价值”掀下了神坛。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大众对于”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危害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也进一步教育了民众，并促进了更多人民的觉醒与警醒。有学者指出 ;”普世主义显然是错误的，它只能通过持续地灌输、以排斥相威胁和法律迫害来维持。这是一种由国家提倡的精神疾病，威胁着我们的种族和文明。”凹亨廷顿也认为，”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对于民主等价值观的对外扩展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那种认为自由主义是唯一具有普遍吸引力和适用性的意识形态的错误观点应该被摒弃。在未来几十年里，按照自由主义的意象塑造世界和其他事物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西方国家应该整顿好内部事务，而不是四面伸手，到处扩张，”完善自由民主并在国内（自由民主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内）实现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努力应该成为一种规范，而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意识形态上的传教野心”。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