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每章内容感悟,创业史50字概括

103010 《保卫延安》 《三家巷》 《红岩》 .这些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伴随着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他们塑造的人物有周大勇、王老虎、蒋捷、许云峰、林道静。除了革命历史小说，反映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建设的《青春之歌》 《创业史》等作品，也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时代的主要生活潮流，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生动的样本。

除了通常读者看得见的印刷本，充满作者体温和编辑心血的红色经典手稿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亮相。让我们走进《玉门诗抄》，看看作者的笔迹。

近距离感受创作过程。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A座一楼展厅，红色的背景墙犹如一本红色经典书籍的封面。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图标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初心与手迹——红色经典手稿展”的展览名称令人印象深刻。背景墙左侧自上而下悬挂的黄色纸带，犹如这本“书”的腰封，上面写着本次展览的初衷和基本信息。

“为了充分发挥我们的收藏优势，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计划举办以红色经典手稿为主题的展览。最初，选择了100份手稿，然后精心挑选了21份手稿。我们的评选标准是具有重要文学史和历史价值的红色经典手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自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成立以来第一次与读者见面。”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收藏部副主任穆金凤说。

与以往读者阅读的印刷文字工整整洁不同，展览中的许多手稿在出版前都是原貌，上面的改动都有标注，既有作者自己的修改痕迹，也有合作者或编辑修改过的痕迹。手稿上有一些修改，校样或印刷本上有一些修改，等等。

停在《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手稿前看。在“李自成进京”的标题下，第一章第一节“李自成驻扎阜成门外”的文字有多处修改。“刚过施时”改为“刚过施时”，“有泉有塘的地方”在“德”字前加“清溪流”。003010手稿没有太大变化。在厚厚的一叠8页稿纸上，作者徐光耀的深蓝色钢笔字迹规整悦目。《103010》是马识途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个人经历创作的一部小说，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清江地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与百岁老人马志图的书法相比，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书写的演变。

还有很多信息可以从手稿中解读出来。“通过研究《集子》中的《李自成》手稿，我们发现林道静的颓废、彷徨、压抑和痛苦的‘负面情绪’在发表后有所减弱，他的革命意识变得更加坚定。这反映了作者在人物塑造和当时的文史思想上的创造性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副研究员张说：“《小兵张嘎》手稿是一个典型的集体创作，有很多笔迹。经过反复修改，中国民主党反动派在扎子洞看守所的残酷和黑暗更加突出，蒋捷的英雄形象更加高大，典型的文学手法得到充分展现。”

《清江壮歌》手稿第一页除了修订的痕迹外，还保留了张珍贵撰写的“杂志发行说明”，内容有“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第18条”“大题头15行大字”“主体头5字”等。并在每面、栏目等信息上标注了几行，为我们直观了解《铅与火》印刷时代杂志的出版过程提供了样本。

捐款的故事很感人。

机智、威武、不屈的雨，是很多人童年时的想法。

小英雄，有关他的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故事与作者管桦童年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管桦从小听闻当地抗日儿童团团长带领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敌情的故事，将这些故事艺术加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小英雄雨来》。管桦生前将这部作品的手稿本捐赠给家乡河北丰润还乡河畔的管桦陈列馆和雨来纪念园。

由于当地保管展示条件有限，为了让这部珍贵的手稿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管桦夫人李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于2006年将《小英雄雨来》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捐赠仪式上，李婉表示：“虽说这些手稿字画能卖不少钱，但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我们知道管桦心里想的是什么。”

“很多名人家属不把作家手稿视为自己的私产，而是当作国家和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的慷慨捐赠，很多手稿可能会淹没在市场中被个人收藏，这将给学术研究和文化展示带来很多不便。”慕津峰说。

如果说《小英雄雨来》的捐赠故事充满温情，那《保卫延安》的捐赠故事可谓“厚重”——这部手稿足足有两尺多高、十几斤重，其创作过程也充满传奇色彩。

1947年，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打响，新华社战地记者杜鹏程被派到前线，辗转在西北战场，后来创作出当代文学史上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力作——《保卫延安》。在战争中，他积累了近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书稿，又历时4年反复修改才出版，出版后又修改过3次，已知的修改过程有16稿之多。上世纪90年代初，杜鹏程夫人通过舒乙将这部凝结着作者无数心血的珍贵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次展出的红色经典手稿有些是作者本人捐赠的，比如《清江壮歌》《上海的早晨》等；有些是出版社捐赠的，比如《玉门诗抄》等；有些是作家亲属捐赠的，比如《小英雄雨来》《李自成》第四、五卷等。不管捐赠者是谁，文学馆、博物馆等专业收藏机构无疑是手稿最好的归宿。”慕津峰说。

本报记者 张鹏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