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冯玮(复旦大学冯玮最新处理结果)

本文是对发表在复旦大学主办的双月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1988年第2期）的复旦大学冯玮教授的论文《天皇崇拜和国教分裂——从近代英国和日本宗教动向的“反差”看两国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的评述和总结：

1、宗教因素是许多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内在驱动力，并且是理解日本文化及其国民价值观念的关键之一；

2、以“清教”作为开端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随着詹姆士二世的登基而结束了各教派同室操戈和“复辟与反复辟”的历史，英国的宗教也因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3、1871年，圣公会最后两个顽固堡垒——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宣告瓦解，是年通过的《大学考试法案》规定，必须按同样条件录取国教徒和非国教徒；

4、整个英国近代宗教的发展，尽管错综复杂，却始终贯穿着一条基本线索——一条带有清教伦理色彩的线索；

5、以约翰·亨利·纽蒙、约翰·凯伯尔和爱德华·普希3位牛津大学教授为首的、在19世纪60年代发起的“牛津运动”将宗教对立和冲突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6、一国的统治者总是希望以宗教的“牧师职能”来达到统一国民的意志，就这一点来看日本和英国没有差别；

7、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教宣布》的敕令，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作为国民道德教化的基础，以敬神爱国、明辨天理人道、奉戴天皇遵守朝旨3条教宪为准则开展国民教化运动，确立“天皇崇拜=国家崇拜”的宗旨；

8、在中国文化中居首席地位的儒教在东渐后，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在东瀛备受青睐。然而任何文化总是附着于特定的民族机体，生存条件的变更必然引起文化本身的变异；

9、在日本，对大陆和其它海外文明的吸收是以中央政权为主的，高度文明首先进入中央都市，然后向地方扩散，这是一条寻常的规律；

10、以“仁”为核心的中国儒教传入日本后被改造成以“忠”为根本，一味顺从君王的“妾妇之道”被换成了家臣必须为自己的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的信条；

11、印度和中国的佛教是冥思的，其特点是专注于真理的发现，信仰仅仅是进入佛教最玄妙深奥之处的第一步；然而日本佛教认为信仰即精髓，即信仰教宗、导师或信仰一个理想人物；

12、在日本，“仁”之所以能嬗变为“忠”，对个人的信仰和崇拜之所以能取代“冥思”，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统治者在文化的移植、取舍方面有“削足适履”的高超技能，而是由于在古今一贯、发展影响至今的神道教，即在“大和魂”的精神母体中具有足够的催化剂。在神道教观念中，神并不是被作为超绝者和全知全能者，而仅仅是作为无比优秀者和经常优秀者来认识的，虽然优秀，但毕竟和人处于同一次元，即同一个世界中。以“忠”为核心的日本儒教，以个人崇拜和信仰为要义的日本佛教，受这种现人神观念的催化而成熟，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观念；

13、宗教是印度人伦理观念的核心，家庭是中国人道德实践的中轴，国家主义是日本人思想的基础；

14、英国革命不是由于受到民族生存的威胁，而是在16世纪下半叶国内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强大、专制王权不断成为发展自由贸易的障碍的前提下兴起的。以重新回归罗马世界为宗旨的牛津运动及其引起的国教分裂，在本质上正是中世纪教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扑；

15、上帝的超绝和对自身获救的关注始终是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主题特征。它在破除对教会权威的迷信时并没有代之以国家和民族权威的观念，相反是以个人偶像（自我中心）的思想战胜了同胞思想，因而也就始终缺乏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缺乏日本宗教那种共同而稳固的基础；

16、日本人常怀有一种意识，认为日本远离世界上较发达、较普遍的文化，因此日本整个民族始终具有学习吸收海外文化的渴望。但日本对海外文化的吸收是建立在“选择主义”而不是“拿来主义”基础上的，因为“神国”子民的自傲必定要“中和”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理。意识到多种文化不同的价值，同时也努力保留原有文化的价值，即寻求民族文化的和谐，同时也允许异种文化因素的共同存在，从而使日本文化成为世界上同化混成的复合文化的典范（神道、儒教、佛教、基督教）；

17、英国文化是从整个西方文化中分衍出的一支，具有西方文化的共同特性：否定、批判、互不相容。在英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不仅具有这种排他意识，同时也具有一种夸大和保守的自我意识。英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不断对自身的文化进行“翻版”，并尽可能排除外来因素；

18、前近代的英国和日本文化最明显的区别是：整个日本文化的发展都具有从属于政治的倾向，即政治文化一体化倾向；英国文化则主要为教会所操纵，即和国家政治始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19、江户幕府之所以在1638年至1867年奉行了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出于对西方文化潜在威胁的深刻洞察；

20、英国前近代的历史始终具有政治和文化二元对立的倾向，英国成文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为“上帝”而不是世俗君主而存在的；

21、基督教会有个致命的弱点，即没有建立起和它文化的统一体相对应的政治统一体，在基督教徒的意识先于国民意识的中世纪社会，这种旨在获取教权——文化意识的操纵权的挑战，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取得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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