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老教授,历时9年,获赔70余万。2021年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和他的百余篇作品,把知网推向风口浪尖。作为规模最大的简体中文学术数据库,知网长期保持的“一家独大”状态似乎被扯开一道口子。
2021年12月10日凌晨,知网在《关于“赵德馨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说明》中向当事人致歉。12月22日,知网开始降价,硕博论文下载费用分别下降50%和62%。
事情告一段落,但质疑难以平息:是否获得授权?有无支付酬劳?过高定价涉嫌垄断?更重要的,如何厘清商业盈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如何让付费回归促进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本身,或许才是知网“拆墙”的最终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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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82份文书看知网如何回应授权正当性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知网运营主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进行搜索,案由为“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的裁判文书有1382份,其中绝大多数涉及著作权侵权。数据呈逐年递增趋势,越来越多“破局者”走到灯光下。
南都记者梳理上述文书看到,知网对获取授权的说法主要有二:知网属于法定转载许可,无需作者授权;作者应在投稿前知晓“稿件将被录入知网”等信息。
所谓法定转载许可,在《著作权法》中是指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并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但在一系列案件中,一些法院认为知网“登载涉案作品并允许网络用户下载”的行为,不属于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
另外知网还提出,已经通过与期刊签署合作协议的方式获得作者授权,投稿指南往往载明“作者投稿即授权刊物对稿件享有权利”。
多份判决书显示,期刊投稿指南通常表述为:作者向期刊投稿的行为,即授权许可期刊对稿件享有发表、出版、复制及发行的权利。期刊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以数字化方式网络传播稿件。稿件一经被采用,稿酬与著作权使用费一次性支付。如不同意前述授权,作者需在投稿时附说明。
对于此类格式条款,法院认为直接得出作者授权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由于指南仅告知作品被录入数据库,但对数据库如何使用作品并未详细说明。因此,法院认定类似指南不具备许可使用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必要内容。
如果说期刊的授权仍可以通过编辑部与作者达成清晰的书面协议解决,那么知网上大量硕博论文的授权过程仍处于云里雾中。
南都记者就此问题询问多位硕博毕业生,其中一名受访者表示,曾签过一份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将论文收录进数据库属于可选项。“但大家基本都选了,当时没有考虑太多。”
模模糊糊的授权背后,是知网极强的市场控制能力。学者往往要对抗来自知网的压力,以防自己的文章被彻底下架,全网“查无此人”。因此,尽管明知稿件被用于盈利,他们也不敢轻易挑起矛盾,因为“发表”与“被看到”永远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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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与期刊打包合作,按下载量付费
至于稿酬,受访者表示均未收到。南都记者在知网上发现一份2016年10月发布的“学位论文领取稿酬通告”显示,作者要把学位证、身份证、申请表等发送到指定邮箱,才能领到相应稿酬。
2008年后发表的博士论文作者可得100元现金及400元的知网通用检索阅读卡,硕士论文作者获得60元及300元的卡。2008年以前发表的,稿酬更低。
通过期刊投稿的作者,南都记者随机选取《金属学报》《岩石学报》《石油学报》《测绘学报》的投稿指南发现,部分刊物承诺稿酬与著作权使用费一次性支付。与此同时,作者投稿时可能还需缴纳发表费、审稿费等一系列费用。
国内某核心科技期刊编辑张朝(化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稿费差不多等于一页版面费,相当于作者写得越多,付出的钱越多。但根据作者的影响力有一定差异,“大牛或院士投稿,我们可能不收版面费,还要多给稿费。”
文章一经录用,网络传播的收益由期刊及知网按比例分成。比如张朝所在刊物与知网达成的分成比例是2:8,以半年为一期。所有文章打包上传,知网按下载量返回两成收益。
另一国内学术期刊编辑刘歌(化名)也向南都记者证实,现在刊物和知网都是打包合作,知网定期根据下载量等数据统计一个总的金额。但她表示不清楚这些盈利是否返还到作者,“(数据)可能没有细化到作者个人或单篇作品。”
公开资料显示,知网属于上市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该企业2021半年度报告,同方知网的主营业务收入约4.9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期末净资产约16.81亿元,毛利率达51.3%。
在这其中,由于作者在作品发表上的被动地位,出现了著作权人除稿酬外没有在后续市场化过程中获得太多收益的罕见现象。
这样的逻辑是否合理?曾多次参与知网诉讼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陈明涛在媒体报道中谈到,知网根据作品下载量支付相应授权费,这其中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即对于数据库而言,价值在于数据的量大和全面,采购商才愿意付费。所以不能单靠下载量来确定市场价值,最终还是合理定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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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授权模式出现,知网话语权上升
张朝回忆称,所在期刊与知网的合作模式有过数次转变。以前是等刊物纸质版出来后,知网才会收录,现在期刊和知网的独家合作则包括文章预出版。
由于纸质刊物版面有限,录用文章时常要长时间“排队”等待出版。出于毕业、评职称等需求,或是在研究上取得新突破,有的作者会希望文章尽快发表。通过和知网的合作,文章可以在录用后即实现线上预出版,获得相应doi号。doi号相当于每篇文章的身份证,受大部分机构认可。
合作模式的转换实际代表着一方话语权的上升。张朝表示,基于知网现有的权威性,对作者而言,发在知网上同样受学界认可。预出版模式又进一步反哺知网的影响力,“甚至有的作者非常希望上知网,如果作者知道我们上不了知网,可能不投。”
变化最直接的推动力是知网和机构的合作。根据2020年数据,知网用户包括2.7万家机构,覆盖76%世界前500强大学。知网目前拥有8540种中文学术期刊资源,含网络首发2230种。
两位从业者均表示,选择和知网合作,除了为推广期刊,更多还是方便读者使用。因为期刊的主要受众集中在高校等机构内,大多读者能够通过机构获得知网账号。
张朝补充称,不是没考虑过和其他学术数据库合作,但由于知网在期刊方面的渗透优势,加上合同有要求“二选一”的内容,最终还是决定给知网独家授权。
南都记者了解到,不同于国外数据库主要围绕自身拥有的期刊建库,国内数据库运营商从一开始就在争夺学术出版资源。“独家授权”热潮发展到今天,知网已收录独家期刊超1000种,数量远超万方、维普等同类数据库。
但随着越来越多期刊规划向海外发展,从知网手中拿回首发主动权正在成为必需。“我们自建网站里的文章是免费下载的,所以知网会要求滞后期。比如预出版在一月,我们可能在六月才安排文章出纸质版,再登在期刊网站上,一定程度影响了推广。”
这是因为国际学界不熟悉也不习惯使用知网。如果因为和知网的预出版协议,编辑部无法及时寄送英文样稿,极有可能影响作者投稿积极性。为此,张朝的刊物不惜让利给知网,主动把收益比例降低二十个百分点,换取更短的滞后期。
刘歌也谈及,知网英文版面对海外用户不算友好,不少国际化期刊选择主推自己的网站。
数据库涨价过快引“4 垄断””争议
一边紧抓核心期刊的独家资源,另一边不断积累机构用户扩大影响力,两股优势形成强有力的绑定效果。核心期刊为瞄准主要用户群无法割舍与知网合作,机构用户同样无法放弃最大的简体中文学术数据库。知网得以在期刊种类、引文数量、用户规模等方面长期“领跑”,难免招致“垄断”争议。
其中广为人诟病的是数据库涨价不合理。北京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均曾因知网涨价过快而公告暂停使用。武汉理工大学列出一组数据,自2000年以来,知网给该校的报价每年涨幅超10%,从2010年到2016年的涨幅达132.86%。
同类数据库采购中,知网也以数据量大获得较优价格。南都记者查阅中国政府采购网发现,中南民族大学2022年采购知网数据库花费72万元,而万方数据只需13万元,超星发现系统和超星读秀知识库共计23万元。
现行《反垄断法》第17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不合理条件等。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王先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能证明知网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后,还需有足够证据证明其行为构成滥用。受关注最多的定价问题,可以运用横向纵向比较、成本分析等方法。比如,涨幅是否明显高于相似产品,是否在成本稳定的情况下超正常幅度提价,连续提价是否为正常经营及实现正常效益所必须。
而在国外,学术数据库的“垄断”争议早已不是新闻。学术出版业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及旗下数据库ScienceDirect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就遭遇接连不断的学界抵制。
和知网不同的是,爱思唯尔除了拥有庞大数据库,本身也是知名出版商,拥有《柳叶刀》《四面体》等自然科学领域权威刊物。线上线下包办的模式,使其议价能力无限扩大。
主要体现在期刊和数据库要价的飞涨,许多图书馆不得不削减订阅的数量,“期刊危机”由此产生。爱思唯尔还通过捆绑销售,强迫用户购买不需要的数据库,先后已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等多所高校表示不满。
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等33家图书馆也在2010年联合发表的公开信中透露,国际学术出版商叫价一路走高,个别出版商更是利用垄断地位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数据库的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多年累积的不满最终导致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在英国数学家威廉·蒂莫西·高尔斯的倡议下,近两万名学者聚集在名为“知识的代价”的网站上,要求跟爱思唯尔划清界限:不在该集团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不接受相关论文外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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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知识付费的初衷
成立于1999年的知网最初是“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的一部分,由清华大学发起,得到教育部、科技部、版权局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该工程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致力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知识传播与数字化学习平台。
如今的知网却深陷于通过垄断将知识私有化的质疑。付费下载的目的原本是保护知识产权,现在却成了侵害著作权人的一把剑,阻隔知识传播的一扇门。这让人不禁回想起知网建立的初衷,试图探寻让作者、平台与公众之间达到有效利益平衡的方法。
发表于2001年12月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首次提出“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的概念。在开放存取模式下,读者能够免费阅读、下载、复制、打印文章,不受网络条件以外的其他限制。出版机构将从读者端收费变为作者端收费,作者或所属的机构支付文章处理费以覆盖出版成本。
事实上,无论国内国外,不少学术研究背后都有学校或机构的资助,连发表所需经费也属于报销范围。开放存取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实际上是把公共资金支持取得的科研成果免费回馈给社会,比由读者支付更具内在合理性。
爱思唯尔在经历一系列指责后,也十分强调开放存取。据官网显示,约2600种期刊中,超500种支持完全开放存取。
爱思唯尔与美国加州大学近三年的谈判,也以双方签署OA协议告终。协议期内,美国加州大学的作者发表在爱思唯尔旗下期刊中的所有论文都支持开放存取。与此同时,该校图书馆也不必再为订阅爱思唯尔的期刊付费。据了解,这是美国加州大学签下的第9个OA出版协议,这意味着近该校三分之一的学术产出都将以OA形式发表。
在此背景下, 知网运营的CNKI开放存取集成平台(COAA)测试版也在2019年上线,目前拥有超过10000种开放获取期刊。
除开放存取外,也有过把学术资源纳入政府购买的声音。
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建议,把知网的论文浏览和下载功能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在暂时不能免费的情况下,倪闽景建议知网设定知识使用期,超过一定期限后开放全文免费。
其实早在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建设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正式上线,这一数据库全部免费使用。
于是一项共识逐渐清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的年代,知识不应该越来越昂贵。
事实上,包括赵德馨教授在内的许多受访者都希望传递一种声音,即平台作为内容传播,对学术交流的贡献无法磨灭。但过度的商业性是否阻碍了人们享用知识成果,是现在需要反思的。
出品:南都反垄断前沿课题组
采写:南都记者黄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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