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作品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什么意思)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价值，使之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备受人们称赞。

“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全九册），岳麓书社出版

《史记》的作者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或稍后，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

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史学家，生活在汉之文、景、武时期，卒于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享年五十余岁。实际上，司马谈在武帝任命他为太史令时就已开始写作《史记》，而最终由司马迁接续完成。这也开创了我国古代私家著史中父子共同完成一部史书写作的先例。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其先祖在远古掌管天文观测、从事星占术和在周代开始断断续续地担任史官的家世感到自豪和骄傲。司马谈在担任太史令以后，以继承和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为己任，开始实施写史的计划。他在《史记》写作过程中的贡献，可以简略概述为三方面：

一、撰著了《论六家之要指》，对春秋末叶孔子创设儒学以后所出现的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局面做出了总结，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并将诸种学术论定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分别概括出各家的学术特征。这奠定了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分类的基础，同时也为《史记》写作提供了明确的学术方面的指导原则。

二、奋然以当代周公、孔子自命，立志继《春秋》以兴盛“天下之史文”，开始对历史进行了相关的考察研究，并收集了各方面的资料，还考虑了初步的体例设计，具体撰著了某些篇卷。

三、有意识地对司马迁进行教育，将其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关于这方面，司马迁后来有非常明晰的表述。元封元年（前100），汉武帝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朝廷大小官员以能随从皇帝参加这样的大典为无上光荣。行进到洛阳附近的时候，司马谈因病重无法随行，他感到特别悲伤。恰好这时，奉命出使西南的司马迁回来向皇帝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见到了病危中的司马谈，司马谈于是叮嘱司马迁牢记“孝”德来完成自己未竟的写史事业。司马迁接受了遗命，表示坚决遵从，不敢疏忽。随即司马谈带着痛苦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司马迁从小生活在民间，在龙山以南和黄河北岸的地区体验了耕种和放牧的农家风情。他十岁就开始学习《尚书》《左传》《国语》《世本》一类的古文典籍，随后跟着父亲到达长安，聆听过孔安国讲《古文尚书》，董仲舒讲《公羊春秋》，这为他后来在学术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二十岁开始，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可能以“宦学”的身份周游全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三十岁前后，汉武帝任命他做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他担任太史令和中书令后，又多次随从武帝出巡。他因此而游历了大半个汉朝。这使他接触并了解了各地的自然风光和物土人情，乃至下层民众的处境，也提高了他对世事的观察辨析能力。这都为他后来写史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的一生，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

第一件是司马谈辞世时的遗嘱。司马谈临终时除了对儿子司马迁讲述家族的光荣历史以外，还表述了自己立志作史的决心。眼看他已无法完成，他于是嘱托儿子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所欲论著”的宏伟事业，并教导儿子“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要求儿子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以其“论载”来歌颂“海内一统”的汉家天下。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低下头流着眼泪表明了决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对他后来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史记》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件是李陵事件。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又因为家境贫寒拿不出钱赎罪，而被判处了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受宫刑就意味着与宦者为伍，这使他感到极度的羞耻，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他最终还是坚毅地活了下来。“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以看出，还是父亲的遗训帮助他在痛苦中作出了正确选择。不过，由于这一亲身遭遇，使他对汉朝政治的评述态度客观冷静了许多，不再完全如司马谈最初设计的那样一味歌颂，而是清醒地认清了社会现实，并站出来对某些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而使《史记》获得了更强的政治和学术生命力。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出任太史令，负责观察天象、记载史事和掌管皇家图书的事项，这期间他参加了《太初历》的制订。李陵事件后，他担任中书令，职事相当于皇帝的随从秘书。自此，直到离世前，他历尽艰辛，利用业余时间，全身心地完成了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的写作，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奉献出了一部光辉巨著，并为史学的建立树起了一座丰碑。

应该看到，《史记》的完成，自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主观上努力进取、顽强奋斗的结果；但《史记》的成书，却也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所造就的。

促使《史记》在汉武帝末年完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是：西周以来，中国出现了大一统局面，虽然其后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但经过秦的武力征伐，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汉家接续这个态势，至武帝时已是空前的繁荣了，这就需要有一部史书来反映这一巨大的时代变化。

在大一统的局面下，经过较长时期的社会发展，社会矛盾加剧，并不断显露出来，人们不得不开始探求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良策，也需要有一部全面总结成败兴坏的历史经验的著作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同时，儒学产生后出现的各种政治学术思潮，如《论六家之要指》所表明的，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可以借鉴的思想材料，以帮助人们进行深入思考，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社会现象，进而提出不同的治理社会的策略和主张。

此外，较长时期较为稳定统一的局面及相关的政策环境使武帝时期的图书文献资料已经相当齐备，足够历史总结的需要。

总之，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一部全面的历史著述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加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个人天赋和努力，《史记》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史记》的博大精深，正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在史学上的真实反映。

本文节选自岳麓书社“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全九册）前言，作者杨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