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内容(马关条约)

中国的英语教育大体上出现在19世纪初，是有西方传教士所主导的。这些传教士均受各自教会之命，来到我国的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传教，通过开办义学、私塾，招收贫苦人家子弟读书，来进行“曲线传教”。这是中国最早教授英语的学校。鸦片战争后，因《南京条约》中的条款确立了传教自由，故大批传教士纷纷登陆中国，并使教会学校的创办出现了一个高潮。

教会学校除开设英语课程外，还用英语教授地理、算术、历史等学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影响，真正愿意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此外，在清政府的限制下，传教士的办学活动受到各种限制。因此，教会学校的规模一直很小，学生则主要是以中国教徒的子女为主，并没有形成正规、系统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英语具有一定的商业需求，加之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学习英语的需求越来越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清醒了过来，为了避免被洋人欺骗，由此开始自主培养外语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开创了中国官办英语教育的先河。

此后，在洋务派的主导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湘乡东山精舍方言斋以及京师译学馆等官办新式学堂均开设英语课程。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亲眼见证了西洋兵船火器的威力，于是先后开办了造船、军工、机械制造、邮政、电报、矿务等工矿企业和军工企业。为了满足这些近代工矿企业和军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洋务派又开办了综合性较强的实业学校和一批工艺、武备等学堂，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讲授工程技术、武器装备知识。因此，英语等外语作为非常重要的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但是，洋务派的英语教学活动，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教学目的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其实际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从根本上而言，清政府在英语教育上仍旧是非常保守的。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变法维新，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新式教育。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由此拉开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序幕。同年七月，光绪帝发布上谕，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并“振兴实学”，决定“参用泰西学规”，并筹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丁韪良为总教习，并由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

章程对办学总纲、课程、入学条件、家庭出身、教习聘用、经费筹措及使用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从事高等英语教育的机构。根据规定，30周岁以下的学生，必修一门外文，可在英、法、俄、德、日五门语言中任选一门。还规定，所有中小学教材均由官方的书局编译并统一印行。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严重阻滞，以及受到封建思维的严重束缚，新式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英语教育并未被大众所普遍接受。1902年，清政府委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一个《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并以光绪帝名义颁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制订并颁布的学制系统，是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

《壬寅学制》高度重视英语教育，给英语教育以较高地位。在课时安排上，每周的英语课时数甚至超过了国文课时数，英语课程的每周课时数是中学课程课时数的2.5倍。在《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里，对预备科考选入学作了如下规定“：英文论著一篇，至少须三百字以上如兼通他国文字者，随时报明。翻译二篇，由英译。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但是，在学制方面却多有继承和保留，由此中国英语教育开始了现代化发展。然而，已经整整落后半个多世纪。

一、鸦片战争前中英语言文化交流情况

早在康熙帝时期，清政府在对外问题上是属于比较开明的。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人之间的交往，可谓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雍正帝即位后，开始推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大部分西洋人被遣送回国，各处教堂被没收。同时禁止中国人学习西方语言，由此中西方文化交流彻底断绝。此后，康熙、嘉庆继续奉行禁教政策。由于西教被禁，西学随之失去载体。此后，中西文化交流受到清廷的诸多限制。“如禁止西方人购买中国重要典籍、史著，禁止中国人教授西方人中文，同时打击学习外语的中国人，藐视西方文化，对于其先进的部分认为不过是‘中国之绪余’，以西学中源说而掩盖之，对于其文化的民族特性则以不同于己而以夷狄视之，不屑进行文化交流和互识活动。”总之，千方百计排挤或诋毁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嘉庆十年（1805），因发生德天赐案清廷重申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已经寥寥无几。到了道光六年（1826），在京城最后三名外国传教士，即钦天监监正李拱辰病死，毕学源、高守谦回国，北京已没有为清廷服务的西方人了。在京传教士及为清廷服务的外国人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也彻底中断了。虽然在政府层面上，隔断了与西方的联系。但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州，中西方之间零星的文化交流还是存在的。乾隆末年，英国使团途经广州时，马戛尔尼惊奇地发现在英国洋行附近的大部分中国籍商人都能够使用英语交谈，并且具有相当不错的表达能力。但是，在清政府的打击与压制下，广州地区始终无法形成良好的语言交流局面，即便是略通外语的人，在语言素养上是非常低的，根本就不具备翻译的能力，而且也不了解西方文化知识。因此，鸦片战争时期，在和英方交涉时，这些所谓的“通事”不仅帮不上忙，甚至帮倒忙。由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通晓外语的人才，清政府与英国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在和英国发生冲突后，清政府根本没有可靠的信息来作决策。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十分被动。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仍旧没有想过从根本上去了解外部世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政府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并没有多大的改观，而整个世界却是群雄并起。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沦落到被列强蹂躏的悲惨局面，可以说责任完全在清政府的腐朽与愚昧。

中国的英语教育大体上出现在19世纪初，是有西方传教士所主导的。这些传教士均受各自教会之命，来到我国的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传教，通过开办义学、私塾，招收贫苦人家子弟读书，来进行“曲线传教”。这是中国最早教授英语的学校。鸦片战争后，因《南京条约》中的条款确立了传教自由，故大批传教士纷纷登陆中国，并使教会学校的创办出现了一个高潮。教会学校除开设英语课程外，还用英语教授地理、算术、历史等学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影响，真正愿意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此外，在清政府的限制下，传教士的办学活动受到各种限制。因此，教会学校的规模一直很小，学生则主要是以中国教徒的子女为主，并没有形成正规、系统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英语具有一定的商业需求，加之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学习英语的需求越来越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清醒了过来，为了避免被洋人欺骗，由此开始自主培养外语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开创了中国官办英语教育的先河。此后，在洋务派的主导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湘乡东山精舍方言斋以及京师译学馆等官办新式学堂均开设英语课程。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亲眼见证了西洋兵船火器的威力，于是先后开办了造船、军工、机械制造、邮政、电报、矿务等工矿企业和军工企业。为了满足这些近代工矿企业和军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洋务派又开办了综合性较强的实业学校和一批工艺、武备等学堂，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讲授工程技术、武器装备知识。因此，英语等外语作为非常重要的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但是，洋务派的英语教学活动，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教学目的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其实际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从根本上而言，清政府在英语教育上仍旧是非常保守的。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变法维新，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新式教育。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由此拉开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序幕。同年七月，光绪帝发布上谕，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并“振兴实学”，决定“参用泰西学规”，并筹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丁韪良为总教习，并由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对办学总纲、课程、入学条件、家庭出身、教习聘用、经费筹措及使用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从事高等英语教育的机构。根据规定，30周岁以下的学生，必修一门外文，可在英、法、俄、德、日五门语言中任选一门。还规定，所有中小学教材均由官方的书局编译并统一印行。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严重阻滞，以及受到封建思维的严重束缚，新式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英语教育并未被大众所普遍接受。1902年，清政府委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一个《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并以光绪帝名义颁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制订并颁布的学制系统，是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壬寅学制》高度重视英语教育，给英语教育以较高地位。在课时安排上，每周的英语课时数甚至超过了国文课时数，英语课程的每周课时数是中学课程课时数的2.5倍。在《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里，对预备科考选入学作了如下规定“：英文论著一篇，至少须三百字以上如兼通他国文字者，随时报明。翻译二篇，由英译。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但是，在学制方面却多有继承和保留，由此中国英语教育开始了现代化发展。然而，已经整整落后半个多世纪。

三、英语教育落后的恶劣影响

英语教育的落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说1793年马戛尔尼率使团访华是中英官方第一次接触，清廷没有来得及培养自己的英语翻译人员，似乎可以说得过去。那么，鸦片战争过后，这场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应该让清廷清醒过来，汲取沉痛的教训，培养自己的通晓英国国情和文化的翻译人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清政府的压制，当时中国有知识的文人不屑于学习外语，对于儒学经典之外的学问不感兴趣，而懂得一点外语的通事则素质低下，各方面知识贫乏。但是，即便如此，清政府丝毫没有重视英语教育的表现。即便出现了像林则徐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没能从根本上动摇清政府坚持愚昧和落后的决心。事实上，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尽管战败，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如果当时清政府能够当机立断，以此为契机赶快亡羊补牢，像林则徐那样开眼看世界，认真分析战败的原因，及时总结吸取教训，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通过改革，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还是完全有条件反败为胜，很快振兴起来的。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来看，与西方多数国家的差距不是很大。当时的欧洲，仅只有英国一国可谓是遥遥领先，其余各国均处于初步阶段。如果清政府能够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积极开放，奋起直追，重视学习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治国经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革新内政，不仅能够很快地恢复元气，很有可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性的强国。但是，清政府落后的观念意识，将这种可能性彻底断送。此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内部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太平天国运动，让清政府无力思考发展问题，疲于应付太平天国的清政府，最终错失了发展的黄金期。从整体上看，清王朝统治者，还是在用中世纪的传统治国理念治理国家。在面临史无前例的西方列强挑战时，清政府仍旧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闭目塞听，采取闭关主义、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为特征的封建传统思维方式，来消极应付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挑战。他们仍然高傲地觉得自己是永远正确的，根本没有自觉地去反省自己的错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吸取任何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