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积薪闻棋(王积薪闻棋文言文翻译)

朱昌荣、刘文星：“国之大者”的历史内涵和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之大者”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总结提出的关于治国理政的标识性概念，体现着国家治理中关于国势、国运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古代君臣在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总是希望能够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分清主次、辨别缓急，找到最核心、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并将其置于优先解决的位置，因势利导，未雨绸缪。

“国之大者”的常见表述有“国之大事”“国之大计”“国之大务”“国之大权”等。

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国之大者”的认识，充分展示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启示。

“国之大者”在于固本。从“国之大者”的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农事、民生、祭祀、军事、教育、刑法、财税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发展的根本因素。

“国之大者”在于践行。我国古代，“国之大者”的主要讨论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讨论的目的主要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可行之法。对“国之大者”的论断一方面是顺势而生，源自君臣、思想家对国家发展新动向的敏锐把握。

“国之大者”在于居安思危。古人在对“国之大者”的讨论中，时刻关注危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总结出了诸多有关“国之大失”“国之大患”等的认识。

原文链接：“国之大者”的历史内涵和启示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源头。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复兴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国家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在一起。今天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理论强党，就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党的源头。中共五大第一次正式确立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中国政党史上，中国共产党不仅第一次把民族复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基础上，而且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上、建立在紧紧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的社会基点上，成为组织优势突出、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红色血脉的源头。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从红船精神到脱贫攻坚精神，奉献牺牲贯穿于党的精神谱系当中，红色因此成为党的鲜明底色。在新的赶考路上，面对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饮水思源，传承红色基因，守好红色根脉。

伟大建党精神是建立党的精神，也是建设党的精神。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立场。建党时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活动的俱乐部，而是定位为“群众党”。伟大建党精神，首先伟大在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小团体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

原文链接：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首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党管人才的实质，是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好地统筹人才工作和其他各方面工作。

其次，营造良好人才成长环境。体制顺则人才聚，人才聚则事业兴。人才制度是人才规划、培养、招聘、考核、评价、激励等多方面机制的有机统一，是良好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汇聚各方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强化人才激励机制。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实践中，我国作为人力资源大国的潜力持续释放，推动全社会各方面优秀人才不断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显著优势充分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为人才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激励，用好人才，使发明者、创新者能够合理分享创新收益”。

原文链接：培养更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人才

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相关探索持续深入。 新基建具有普惠性特点，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能够减小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此次教育新基建重点方向包括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6方面，包括20条具体措施，其最大的特点是融合发展。

一方面是网络的融合。《意见》提出，建设连接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教育专网，升级校园网络，有助于为在线教育提供网络支持，为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输送优质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另一方面是平台、资源、应用的融合。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

网络方面，为教育专网和校园网建设网络访问防火墙，可以自动识别、过滤不良网站和信息；平台方面，支持开发适用于中小学生使用的安全浏览器等软件和教育学习平台，有利于从严限制广告，杜绝不良信息，保障学生绿色上网；应用方面，通过国产化改造、多因子认证提升安全性，更能为新基建保驾护航。

还需要考虑到，新基建本质上是基于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基础建设，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密集迅速的，教育是“百年育人”的慢行业，推进教育新基建需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原文链接：稳扎稳打推进教育新基建

“中国之治”下的抗疫良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身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式社会动员机制，以其一核统领、纵横交互、多维相济的有效逻辑，在抗疫中再次发挥了化“分”为“合”的独特作用。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与之匹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快速凝聚共识、统一意志，迅速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局面。发起抗疫社会动员，目的在于形成多方参与的抗疫局面。而实现这个目的，则有赖于营造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在场、合体抗疫的环境。

疫情初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在第一时间对疫情防控工作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周密部署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及时提出疫情防控总要求，并因时因势制定了重大战略策略。为确保党中央的抗疫重大决策部署得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依托自身庞大有力的组织体系，依靠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党组织及广大党员，逐级下达党中央的抗疫指令并将其融入微小的社会单元，进而有机构建起组织严密、有效可控的抗疫动员网络。另一方面，多点联动的共同应对，有力促成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抗疫决策部署方面，各级党政机构各司其职，在统筹推进本层级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的同时，积极调动资源、发动横向帮扶。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抗疫社会动员中以点带面发挥“头雁”作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以及公民个体也在以各自的方式，为抗疫献智出力。

原文链接：中国式社会动员在抗疫中的独特作用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