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回忆铺子：六七十年代兰州的“名人”

——致敬那些曾经的过往，让思绪在黄河上飞扬。

金城回忆铺子的LOGO

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而言，那时候的兰州似乎很小，一件小事就能传得满城风雨，真是有点小国寡民的味道。后来啊，兰州变成了大都市，我们也从平房搬至楼房，这种由水平结构向垂直结构的转变，使得同住一个楼层的邻居之间也不甚熟悉。于是，步入六十岁的我们渐渐地开始怀旧了，回忆便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很怀念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怀念快乐有趣的童年。忘不掉的乡情、乡音常常能唤起我们记忆中雪藏多年的一些话、一些人和一些事。为此，我试图将琐碎的记忆链接成在一起，讲一讲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兰州城最有名的一些“俗人”，像黄家园大头、玛露西、马龙、尕刺儿、东北傻子、魏师傳等，他们在兰州城的知名度，并不亚于现代的明星和网红。但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名人”的深层原因和传播机制，我至今也搞不懂，甚至无法理解。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年代发生的一切好像都令人费解，更何况在我们这些少年儿童的眼睛里。其实，他们都是饱含辛酸的兰州底层市民，我们之所以跟在他们身后嬉闹玩耍，也是处于那个特定艰苦岁月中的一种无奈选择。假如这些人的子孙亲属看到了这篇文章，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歉意，请他们原谅和包涵。我只是想借此表达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对童年的眷恋之情，也顺便表达我对那个时代涌现出的“名人”的怀念之情。

宣传语：致敬那些曾经的过往，让思绪在黄河上飞扬。

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而言，那时候的兰州似乎很小，一件小事就能传得满城风雨，真是有点小国寡民的味道。后来啊，兰州变成了大都市，我们也从平房搬至楼房，这种由水平结构向垂直结构的转变，使得同住一个楼层的邻居之间也不甚熟悉。于是，步入六十岁的我们渐渐地开始怀旧了，回忆便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很怀念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怀念快乐有趣的童年。忘不掉的乡情、乡音常常能唤起我们记忆中雪藏多年的一些话、一些人和一些事。为此，我试图将琐碎的记忆链接成在一起，讲一讲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兰州城最有名的一些“俗人”，像黄家园大头、玛露西、马龙、尕刺儿、东北傻子、魏师傳等，他们在兰州城的知名度，并不亚于现代的明星和网红。但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名人”的深层原因和传播机制，我至今也搞不懂，甚至无法理解。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年代发生的一切好像都令人费解，更何况在我们这些少年儿童的眼睛里。其实，他们都是饱含辛酸的兰州底层市民，我们之所以跟在他们身后嬉闹玩耍，也是处于那个特定艰苦岁月中的一种无奈选择。假如这些人的子孙亲属看到了这篇文章，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歉意，请他们原谅和包涵。我只是想借此表达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对童年的眷恋之情，也顺便表达我对那个时代涌现出的“名人”的怀念之情。

排名第一：刷墙工“玛露茜”

“玛露茜”是兰州生活过的白俄罗斯女人，可能是“玛露茜”和“马路西”谐音的缘故，我们错把其“绰号”当成了“姓名”。我一直认为：“玛露茜”既是一个总称，代表着白俄女人一类，像我自小就见过的兰大二院的白俄老太太；同时“玛露茜”又是一个专称，专指特别有“个性”的白俄女人，像我们熟知的小玛露茜、大玛露茜，尤其是“大玛露茜”，几乎人人皆知。

有人说：“玛露茜”是苏联贵族小姐；也有人说：“玛露茜”是苏联军人家属。我从她们教育特点、性格特点以及生活方式，判断多属于后一种。因为1917年11月俄国苏维埃武装起义，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双方开始打内战，大部分追随临时政府的有名望、有钱财的人都携带家眷跑到西欧去了；有一部分跟着高尔察克的队伍撤退到远东地区，其中一部分人进入中国，主要集中在哈尔滨，也有一部分去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逃亡到兰州的主要来自新疆，听老人们说，敦煌曾经驻扎过一支白俄军队，这些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归国后，却把子女留在了西北地区，而这些没有生活技能的失散子女，生活潦倒，甚至连回苏联的路费都没有，从此就过上了流落街头的生活，靠干些低贱的工作维持生计，玛露西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兰州永昌路最为繁华热闹，这里常年生活着几家外国人，有一家热热闹闹的俄国人，他们的孩子就在永昌路小学读书，我们背后偷偷地叫他们“二转子”；还有一家日本人，夫妻两人都很干净、很和善，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和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面的“鬼子兵”形象联想在一起。大约在1958年，兰州张掖路街道办事处成立了一个小集体的合作社，办事地点就设在原永昌路百货大楼街道正对面，大约十五平方米的一间平房里，主要从事糊顶棚、粉刷房屋墙壁的工作，这个合作社共集聚了四五名“白俄”的刷墙工人，就职的白俄女性就是“大玛露茜”和“小玛露茜”。

我们把个头矮一些，年纪大一些（五十岁左右），身材粗壮一些的叫“大玛露西”，她独身一人住在民勤街同静宁路交汇处沿街的破房子里，木板墙上有许多裂缝。当时的民勤街应该是兰州市最复杂的街道，巷子连着巷子，巷子里又套着小街道，迂迂回回，如同到了迷宫一样。七、八十年代，民勤街里面有个水窝子，老百姓都叫它臭水坑，它成为养鱼爱好者捞鱼虫子的地方。臭水坑周围现在是科技厅家属院、省科协家属院、电信局家属院等。

我们把个头矮高一些，岁数小一些，身材苗条一些的叫“小玛露西”。她住在永昌路一家民宅里，附近有一棵大槐树，据说跟一个对她并不体贴的东北人结了婚。后来听一个修鞋的鞋匠说：“她的尕面片揪的很不错，特别爱吃的浆水面；有三个和“费翔”一样帅气的外孙子，一个和“叶塞尼娅”一样漂亮的外孙女。她爱穿长筒靴，我给她常常修靴子”。

她们都有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的特征：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黄黄的头发。总包个白头巾，穿个白大褂，肩头常常扛着一支刷墙的刷子。都从事糊顶棚、粉刷房屋墙壁的工作。糊顶棚也称为糊“仰尘”，就是将屋内人字形房顶以纸粘贴为平顶。当时有专门的“仰尘纸”，纸质厚而柔软、有韧性，正面涂有白粉，匠人们爬高下低地一张张糊在房顶网格状铁丝上，没有“仰尘纸”的就用废旧报纸替代，但裱糊工作非常累人；粉刷墙壁以前也是个很强的技术活，没有涂料，要用生石灰泡发、过滤，添加靛青染料后，用大木板羊毛刷、小排笔等工具粉刷家里或外墙。她们讨生活、刷墙家当是，一支长刷子，两把短刷子、一个铁皮桶。那时候兰州市民家装修的主要工程就是刷墙，弄点石灰刷刷房子就像今天搞装修工程一样，但无法找到这些工具和原料，她们这家合作社就成了兰州房屋装演公司的鼻祖。所以，她们经常有活干，按当时的收费标准，刷一间十几平方的房间大约收费一元钱（包工包料），所以，她们大多数时间刷一次房也只能赚上七八毛钱。尤其是请她们来施工，简直就是请了专业装修人员，她们应该算得上兰州市最早的房屋专业粉刷工程的包工头，只不过“工头”和“民工”全由她们自己“承包”了。

“大玛露茜”和“小玛露茜”之所以人人皆知，主要是那个年代生活在兰州的外国人寥寥无几，加之她们都特别爱喝酒，而且一喝就醉，也就喝出了名。“小玛露茜”一般上班不喝酒，下班才喝酒。但每当星期天，她总是打扮整齐，身着毛呢大衣和彩色大披肩，去兰州山字石教堂做礼拜。而“大玛露茜”只要身上有钱或拿到工钱，立马就去在大众巷口团结公司或者在双城门附近副食品店，打上几两“散酒”散就直接灌了下去。散酒就是散装酒，当时很多爱喝酒的的长辈就让孩子拿着一个空瓶去打酒，你只要说要几两酒，店家就会熟练地拿个酒提，伸进陶制的酒缸里打上不多不少的酒倒进你的酒瓶里。散酒度数一般在45-65度之间，由纯粮酿造，价格也经济实惠。即便是醉醒后也不会留下头痛的后遗症。最近这几年，在酒品选择上，很多人不再选择瓶装白酒，而是重新拾起定制散装白酒了，关键是勾兑酒让人不放心。

大玛露茜喝散酒，有钱就多喝些，没钱就少喝些。喝酒用的容器是商家提供的一把专门的搪瓷缸子，一饮而尽后，把缸子翻过来扣酒缸上。她喝酒永远没有闲钱买什么下酒菜，甚至连我们学喝酒时就着吃的油炸大豆都没有。她几乎上班下班都要喝酒，而且一喝就醉，醉了之后就满大街晃悠，有时见她无依无靠的，孤苦伶仃地醉卧在永昌路南段（当时叫作自由路）的墙根或马路道牙子上。而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爱凑到她面前，看她出洋相，有淘气的孩子故意喊她“大白鹅”“马路东”，她就用“半生不熟”的兰州话说“不是马路东，是玛露茜!”有时她耍酒疯，用俄语嬉笑我们一番，并在我们一头雾水状况下，冷不防在你的后脖颈上不轻不重的打上一巴掌，吓你一跳，她便嘻嘻哈哈扬长而去。

那个年代女酒鬼并不多，所以，大玛露茜便成了小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对象。偶尔还能见到她有哭有笑地唱着俄罗斯的小曲，曲调忧伤而悲凉，寄托着她的乡愁和对故土的思念。可是当时年幼的我们难以理解这种思乡的情怀，反而当作“有趣”的节目，长大后回过味儿来，才知道思念家乡的情怀是如此的沉重。

我的记忆中，一直保存着大玛露茜酒醉的形象，她喝酒是为了消解背井离乡的伤感，还是解除语言不通、家庭破碎之忧愁，我们始终不知晓，也难以猜度。70年代中期，她好像突然就消失了。有人说，1976年大年三十，她的房东带着饺子等食品去给她贺年，久敲不开，便让自己儿子弄开了门，发现她已经去世了，后来白银路街道为她处理了后事。也有人说，大玛露茜的墓地就在西固金西陵园，墓碑上写得是俄罗斯人，也不知是不是一个人？真希望她最终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和安宁。

图1 民勤街和卖散酒场景

排名第二：黄家园的大头

我们那个年代，嘲笑人体貌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头大”，当时广泛传播着、几乎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民间顺口溜，如“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打伞，我有大头”“谁谁谁的头，像皮球，一脚踢到了百货大楼；百货大楼，卖皮球，卖的就是谁谁谁的头”。可能是这样的缘故，我们都知道家住在在黄家园，脑袋特别特别大的“黄家园大头”，其“名声”比今天的“黄家园肥肠面馆”都大得多。不过此人仅仅是头的外形大，脑容量并不大，显得有些“智障”，侧面看起来，有点像袁头银元上的袁总统。

我记忆中的黄家园大头：身高一米六左右，头大脸长，面部扁平，头围估计90厘米以上（正常人在54-58厘米之间），走起路来总是慢慢腾腾，好像并不粗壮的脖子，总是撑不住硕大的头。他眼睛特别大，圆圆的像牛眼睛一样，时常处于自言自语、骂骂咧咧的状态。所以，我们发现一旦同学或朋友处于这种“傻子”状态，都会嘲讽他为“黄家圆的大头”。黄家园大头的脑袋上从来不带那个年代男孩子们都喜爱的“军帽”，估计没有他那“吉尼斯世界之最”的帽子，他也只能穿开襟衫的衣服，套头的T恤衫可能会撑破衣领。

黄家园大头有个弟弟和我们同龄，有着正常人的智商，在黄家园小学读书，一放学他就会匆匆忙忙赶回家吃饭，因为他们家的人口较多，家里的粮票、布票不够用。据说黄家园大头在张掖路小学上学，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被学校或老师劝退了。他就成了“无业游民”，常在武都路、酒泉路、广武门一带晃悠（兰园附近）。每当不熟悉的人喊他“大头”或“黄家园大头”，他就用大脑袋上挂着的嘴，瞪着牛一样的眼睛，狠狠地骂你一句脏话或追着你跑。他可能认为，当蚊子或苍蝇飞到他头顶，他就能征服整个地球。后来，大约是1968年，他和榆中的一女子结婚了，据说是家里“爹办的”，婚礼场面很是热闹，当时红三司长征团中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去参加了。再后来，听说他把自己的“头”给卖掉了。一种说法是卖给了中国科学院，等他去世后去研究“头大”的遗传基因密码；另一种说法是卖给了兰州医学院解剖室，等他百年后做医学展示标本，还赚了不少人民币，至于这事的真假，我估计，可能是杜撰的“噱头”。

图2 黄家园附近的街道

排名第三：“物物交换”的马龙

马龙是个只有一只胳膊、一条腿的残疾人，每当见到他单腿单臂“蹦着走”的样子，总是觉得是来自《封神演义》中的人物。据说他原来的工作是在兰州静宁路北的一家木箱厂看大门。由于收入微薄，就用木头制成一辆绳子拉的由四个轴承滚动的木头排车，拉车的是他的妻子猪瘘瘘，也是一位可怜的智障人士，传说她犯“精神病”时，用家里挑水的水缸淹死了自己的亲身骨肉，法律也拿她没有办法，只好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好在有一个孩子在奶奶的护佑之下，才得以幸免。我记得，马龙几乎天天猪瘘瘘打架，也常常拾起石头、砖头吓唬她。马龙的儿子在静宁路小学，非常顽皮，经常惹祸，气的马龙追着儿子满街跑，却也追不上，只好远远的，指着他儿子骂。

最初，是猪瘘瘘拉着马龙去做“牙膏皮子换蛋儿”的生意，那时这是一种“投机倒把”的生意，因为几乎所有的个体经营户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取缔了。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私人从事商品经营的，但马龙却是一个例外，他把易货贸易（物物交换）搞得“有声有色”。蛋儿可是个稀罕之物，是我们男孩子在那个困难年代的主要玩具。蛋儿其实就是用玻璃制成的圆形小球，尺寸在半径1.5厘米到3厘米左右，根据不同的颜色和花纹，我们称为酱油和眉毛。其中，酱油是指玻璃球的颜色，眉毛是指玻璃球内有眉毛一样的黑线；牙膏皮是家用牙膏使用完后，剩余的由铝、锡、铅等组成的包装。虽然一支牙膏皮里没多少金属材料分量，但和“蛋儿”的附加值比起来，“积少成多”汇集起来，自然是值钱得多，牙膏皮可是废品回收站的紧销货。我记得那时候家里的搪瓷盆、搪瓷缸是用废旧牙膏皮修补的，而且有专门修补的匠人。由于搪瓷制品特别容易磕坏，时间一长，表层的搪瓷就会脱落，到最后破了洞。废旧牙膏皮上的锡纸，不但可以补上破洞，并且还自带防锈效果。

大约在七十年代中后期，马龙换了一辆自行车改装的手摇残疾车，车把上挂着里面装着蛋儿的布带子。我常常把家里还没用完的牙膏挤完，去跟马龙换蛋儿，为此，挨了妈妈不少的骂，有时还被“鸡毛掸子”打屁股。但我裤兜有了不少的各种“蛋儿”，常常炫耀式给小朋友“晃一晃”装满玻璃球的口袋，这是我小时候最帅的动作。后来，79年搞改革开放，商业渐渐火起来了，马龙也就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图3 蛋儿、牙膏皮和弹蛋儿游戏

排名第四：东北傻子

我记忆中的“东北傻子”的形象酷似小品明星赵本山，尤其是他戴的那一顶帽子。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洗发水、护发素之类洗头液，蓬松、枯黄的头发很难打理整齐，用帽子遮挡以示庄重是最好的办法，另一方面戴个帽子冬天还可以御寒。

据悉，“东北傻子”靠他哥哥养活，在他哥家里生活，他哥好像是铁路局的一个小领导，属于五十年代初大批支援大西北建设的东北铁路工人；他嫂子是个贤惠善良的女人，总是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都会给他那军用书包里装上几块馒头大饼之类的干粮。

“东北傻子”属实是一位文疯子，性格温和，常常傻笑着在大街上溜达。他书包里的干粮不但自己享用，还拿出来让别的小孩吃。尤其是六十年代粮食尤为困难的那个年代，一群家里口粮不够的孩子，都大呼小叫的围着他要干粮，只要有东西吃，管它是“傻子”还是“呆子”。“东北傻子”其实并不笨，他常常拿出一块馒头或一块大饼，晃一晃、吊起小孩子们的胃口，然后就组织一帮孩子吃着他的馒头和大饼，排着“一字长蛇阵”，跟他在身后有节奏地拍打着臀部，迈开齐步走的步伐去游街，满屁股上的尘土被拍打得黄尘飞扬。

东北傻子不像黄家园大头、猪瘘瘘那样的天生的智力不健全，估计是后天受了强力的刺激吓傻了，他经常和鞋摊上的一个鞋匠聊天，不但能说会道，而且爱模仿抗日老电影，如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他常常讲当年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后在火车上的遭遇。他说“日本鬼子宪兵和二鬼子来查票，问你‘哪里人？’”如果你回答“中国人”，“啪啪”地“大嘴巴子就上去了”。大街上如果谁叫他“东北傻子”，他就会用特别有趣的口吻说“你讨厌死了，讨厌的都没边了”。如果他问“你是哪里人？”你就回答“满洲国人”，他就会树起拇指说你“良民，大大的好”。

80年代初，人们还常常在街上见到傻子，据说，他竟然体态容颜依旧，仍然穿得干干净净，收拾得利利索索，背着黄书包，像个大学生似的若有所思地在兰州铁路局一带的大街上信步漫游。

图4 兰州火车站的过去与现在

排名第五：尕刺儿

“嘎刺儿”住在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街道的禄家巷一带，是一位女性精神病患者，俗称女疯子。像大多数疯子一样，她犯病时，头是歪的，嘴是歪的，流着鼾水，两个胳臂往里歪着，手像鸡抓子一样伸着，胳臂和手不停的抖着。她的衣衫槛楼几乎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头发像脏的像片牛毛毡，污垢的脸看不出她本来的肤色，无法知晓她真实的年纪。

小时候男孩子都爱打架，打架甚至成了一种勇敢无畏的象征，我们的书包里除了装基本课本外，常常装的是石头、砖头和瓦片。在那个男女同学在课桌上都要划一道分界线，在那个“梅超风”“黄蓉”还没出现的年代，“嘎刺儿”便成了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女疯子”，她好像具有一种另类奇异的人格魅力。这傻姐姐也整天手里攥着几块碎石头、碎砖头和烂瓦片，像一位顽强的士兵扼守着通往学校的巷口，有时还在学校门口晃悠。“嘎刺儿”最不喜欢学生们呼喊她的绰号，一喊她便追了上来，并抛出砖头瓦片追打你，所以，学生们似乎都十分惧怕她，尤其是女生，一见“嘎刺儿”在校门前转悠，便吓得不敢出门，男生也颤颤惊惊地躲着她走。据说，有几次，嘎刺儿毫无缘故地用砖头瓦片追打一伙在禄家巷一带横行霸道的痞子，那伙人居然不敢还手，这使得“嘎刺儿”的名头更响了。那个年头，孩子们都相信“疯子杀人不判刑”，嘎刺儿是疯子，她打破了你的头，你活该倒霉，所以，几乎没有人敢找嘎刺儿的麻烦。

嘎刺儿经常在五泉山、中山林一带闲逛。六七十年代的老百姓买菜都去菜铺子，菜铺子的营业员可是个好工作，中山林有个不大不小菜铺子，那时农民赶着马车把菜拉来后，买菜的营业员把菜抬到柜台上，放好后才开始卖，大家排着长队子等着。但尕刺儿从来不排对，站在最前面，手一伸，指着菜要，营业员给的少了不行，样数少了也不行，直到她满意了才往怀里一抱就走了，不给钱白要。

后来听人说，嘎刺儿死了，淹死在一个水缸里，水缸里还剩下半缸水，黏黏糊糊的像糊顶棚、贴大字报用的化学胶水。至于她是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恐怕无人知晓。

图5 兰州五泉山、中山路和老菜铺子

排名第六：尕老汉

“尕老汉”住在五泉山一带，是个身长一米左右的矮小侏儒，留着浓浓的胡须，而且是个罗锅（背锅）。脑袋与常人一般，可能由于身高的原因，就显得头比较大。整天背个筐子拾大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缺少化学肥料，动物和人的粪便都成了宝，所以，拾粪人也就成为了一种职业，公共厕所的粪坑，一般由专业的人打理；而大街小巷的马、牛、人的各种粪便就归“尕老汉”这类拾粪人抢拾了，这也算是技术活，见到大粪他用小锄头把粪便抛到粪罩里，往后面背篼里一装，回到家的院子里，把拾的粪便背到墙边，倒在地下再掺上土，用粪叉或铲搅拌成小饼状，晒干后用手摞成墙状，积攒多后交给生产大队以此来顶工分。

有一回我去五泉山公园游玩，看到他在那条已经拆除的通过五泉山公园的小路边，坐在一家商铺的门槛上，两手握着一个类似啤酒瓶大小的酱油瓶，瓶底搁在地上，瓶口撑着他的下巴。于是，我便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趣的人。

那时候人们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他的儿子骑的自行车把他带在前面，让警察抓住了，警察说：“骑自行车不能带娃娃”，尕背锅说：“你看清楚，是我儿子带的我”。

排名第七：魏师傅

魏师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位盲人，在兰州永昌路为人占卜算卦讨生活。据长辈回忆：他中等身材，身着灰色长袍，戴着老式圆形墨镜罩住双眼，八字胡须分列嘴唇两侧，一副老式学究的模样。他一手拄棍，一手吹笛，奏出简单的“哆来咪的曲调，人们就知道他来到街上了。随后，就听到他叫卖芭兰香的吆喝声，叫卖声节奏感很强，并且由高转低：“芭兰香，芭兰香 ……”，孩子们随其后模仿他。孩子们知道他会吹笛，就要他吹。魏师傅好说话，整整衣服就地而坐，随即悠悠的笛声就从围拢的人群中袅袅飘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街头音乐。传闻魏师傳时间猜得准确，路人常常向他打问时间，有时小孩起哄，也问：“魏师傅，几点了？”他猜得果然不差几秒，闻者无不称奇。据说，为了生计，他还悄悄占卜算卦。因为其时间猜得准，有人认为他的卦灵验，就到与永昌路交汇的金塔巷他家里去算。后来，随着手表和音响的普及，问时间、听曲的少了，魏师傅渐渐的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除了上述的几位“名人”外，还有一米八的个头，留着胡子，不管冬天夏天都穿着棉袄，在大街上拣别人丢弃的烟头吸的“傻大学生”；招惹他就会把“便便”扔给你、恶心你的“关一抛”；过目不忘且大街上演讲的“秦安老头子”等等。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在此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