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点子,创新创业的点子

但如何说服有创意的人参与会议呢？首先，必须保持悠闲、放松的环境，并给予他们一般意义上的放纵。这是一个不喜欢创造性的世界，因此成为众人中有创意的人会十分糟糕。

假象一下，无论创造过程如何，它在所有分支和种类内中的本质相同。因此，一种新艺术形式、一个新玩意或一条新科学原理的形成演变都涉及某些共同因素。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一条新科学原理或一个旧应用的新用途的“创造”，但我们注定只能是普通人。

研究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回顾历史伟人的卓越想法，看看这些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不幸的是，一个想法的形成方法向来就不明确，即便是“创造者”本身也说不明白。

但是如果两个人想到同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那么这个想法是同时产生，还是独立产生的呢？也许，涉及此的共同因素是启蒙。想想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各自独立想出的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进化论。

他们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去过远方，观察过奇怪的动植物物种，以及各种物种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一个地方发生改变的方式。两人都醉心于找出这一现象的原因，且都经历过失败，直到他们各自碰巧拜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然后，他们认识到人口过剩和淘汰这一概念（马尔萨斯曾将其应用于人类进化）是如何应用于通过自然选择实现进化的理论（如果普遍应用于物种进化）。

显然，我们不仅需要在特定领域具备良好背景的人，而且需要有能力将物件1和物件2连接起来的人。通常，物件1和物件2之间几乎无联系。

毫无疑问，在19世纪上半叶，许多自然学家曾研究过物种本身之间的区分方式。也有许多人曾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也许，还有一些人既研究过物种，又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但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既研究过物种，又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而且有能力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人。

这就是我们必须发现的稀有特点，这是一个关键点。一旦将两者交叉联系起来，接下来的结果就显而易见。汤玛斯·亨利·赫胥黎应该就是那个读完《物种起源》之后，惊呼“太蠢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的人。

但他为什么就是没有想到呢？人类过去的思维模式使得一个人即便是在所有事实都摆在眼前时也很难想出一个主意。做出交叉连接也需要一定的胆量。那些无需具备胆量，即可被许多人同时实现的交叉连接并不能得出一个“新想法”，它只能得出“一个旧想法的推论”而已。

只有当别人想出新想法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新想法合情合理。一开始，这个新想法通常看起来并不合理。它的不合理程度就好似假设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方的，或地球在运转而不是太阳在运转，又或者假设物体运动时，需要一个外力迫使物体停止，而不是需要一个外力使其保持持续运动等等。

一个愿意公然挑战理性、权威和尝试的人必须极度自信。这种人很少，因此在众人看来，他一定是个怪人（至少在自信这方面）。一个在某方面古怪的人通常在他人眼中是个怪咖。

因此，最有可能想出新想法的人必须在感兴趣的领域具备良好教育背景，且个人习惯不同与常人。（但是，也不可能是个疯子，他个人就够怪了。）

一旦你获得想要的人，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希望将他们聚集到一起，让他们共同探讨，或愿意将难题单独告知每个人，然后让他们各自解决？

我个人认为，事关创造力，隔离是必须的。任何情况下，一个有创意的人都会废寝忘食地工作。他满脑子都是各种信息，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凯库勒在睡梦中想出苯的结构。）

其他人的出现只会干扰他的工作进度，因为创造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过程。想出每个好的新想法之前，你可能得出过数百个，甚至上万个愚蠢的想法，你当然并不希望将它们公布出来。

尽管如此，若出于创造之外的原因而让这些人聚在一起开会，也是件合意的事。每个人所知的东西不可能完全相同。一个人可能知道A，而不知道B，而另一个人则可能知道B，而不知道A。如果同时知道A和B，那么他们两人都有可能想到一个想法——尽管不可能立即或马上想出来。

而且，除了A和B的独立信息外，还可能知道A-B这类的组合信息，而这类组合信息本身可能并不重要。然而，如果一个人提出与众不同的A-B组合信息，和A-C组合信息，那么他有可能得出之前从未单独想过的A-B-C组合，而通过这一组合可能就会得出结果。

在我看来，集思广益研讨会的目的不是想出新主意，而是让每个与会者认清各种理论和随想中的所有事实和事实间的组合。

但如何说服有创意的人参与会议呢？首先，必须保持悠闲、放松的环境，并给予他们一般意义上的放纵。这是一个不喜欢创造性的世界，因此成为众人中有创意的人会十分糟糕。即便是当众思考也是一件十分令人烦恼的事。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感受不到来自其他人的反对。

如果某个出席人士对某个必定会出现此类会议的人员的愚拙毫无体谅同情之心，那么其他与会人员也会心灰意冷。这个冷血人士可能是一个信息宝库，但这远远无法弥补他带来的伤害。依我看来，所有与会人员必须不在意说愚蠢的话，也乐意倾听他人愚蠢的想法。

如果某个与会人员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其他与会者，或他更善于表达，或具备更好的指挥能力，那么他可能成为整场会议的主导人，减弱其他人的主导性，使他们只能被动服从。这个人本身可能很有用，但最好还是让他独自工作，因为他会压制住其他人。

一个团队的最佳人数不能太多。我建议不得多于五人。团队人数过多，信息供给量会增大，从而会产生等待演讲的紧张感，令人沮丧。最好组织若干会议，各个会议与会人员不同，不要用一个会议囊括所有人。（这可能会涉及一定的重复，但重复本身并非不可取。重要的不是他们在会议中说了什么，而是他们后来对彼此的激励。）

为取得最佳效果，会议中必须不拘礼节。我认为，愉悦、称呼彼此名字的第一个字、相互说笑、放松是最基本的东西——并非其本身，而是因为这些可鼓励与会人员自发参与到充满创造性的荒唐行事中。因此，我认为在某人家里或某家餐馆的餐桌上举行的会议可能比会议室里召开的会议更有效。

或许，更多的约束意味着责任感。这个时代的好想法不是来自那些以想出好主意来赚钱的人，而是来自老师、专利人员或小官员，或完全没有工作的人。好主意只是由此而诞生。

感到内疚是因为还没有拿到薪水，还没有想出好主意。但对我而言，好主意永远不可能在因上述任一原因内疚时诞生。

贵公司仍在用政府的钱开展这种思考活动。试想如果国会议员或公众听到科学家四处闲逛、大材小用、讲下流笑话，甚至拿着政府的钱如此作为，他们会多么寒心。实际上，一般科学家都有良好的公众道德感，即便没有任何人发现，他们也不希望让别人觉得他们玩忽职守、无所作为。

我建议给集思广益研讨会的与会人员分配挂名差事，让他们编写简短报告，或结论总结，或所提问题的简短答案，并支付一定薪水。这些薪水可以抵集思广益研讨会的召开费用。那么，政府就无需就集思广益研讨会拨款，而研讨会也会享有相当大的放松空间。

我认为，集思广益研讨会不能毫无管制。必须设立一名会议主管人，充当心理分析学家的角色。就我个人理解，心理分析学家就是提出正确问题（除此之外，还需尽可能地少管闲事），让病人自己谈论他过去的生活，从而从自己的角度得到全新的理解。

同样的，需要一名会议裁决人坐在一旁，活跃气氛，抛出狡猾的问题，做出必要评论，让所有与会人员慢慢了解重点。由于裁决人无法判断问题是否假话，评论是否必要，且不知道重点在哪，因此这不是份轻松的工作。

至于能激发创造力的“小玩意”，我认为漫谈中可使用一些。如果与会人员彻底放松，无任何责任感地谈论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或超常规的出席会议，这些与会人员就会自己做出一些玩意，促进讨论。

作者是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科普作家、文学评论家，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文是他于1959年著的未出版文章，最近于作者一位朋友处找到。本文写于阿西莫夫参与政府资助项目，找出导弹防御系统创新方法的短暂任职期间。本文在获得Asimov Holdings允许后公布。

此文由MIT Technology Review 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授权，更多精彩内容请搜索官方微信“mit-tr”，同我们一道关注即将商业化的技术创新，分享即将资本化的技术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