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怎么读(卜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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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搂草打兔子的文章，我在准备三世章嘉活佛资料时，找了些罗卜藏丹津之乱的论文，来梳理背景。

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青海之乱背后，有着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值得好好分析一下。于是将所有能找到的论文都仔细读了一遍，便有了这篇文章。

我们在论述某个人、某个事件时，必须要将其放在历史背景里来考量。背景的力量，通常是事件进程的主要推手，而非个人的好恶取舍。

罗卜藏丹津之乱的背后，涉及中原、青海、新疆、西藏四地，蒙、满、藏三族的复杂博弈，时间跨度绵延百年。

由于出场的重量级人物太多，在讲述之前，我先把主要演员，按照族群分别罗列一下：

藏族这边先后出场的，分别是宗喀巴、三世达赖、四世班禅、第巴桑结嘉措、五世班禅、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六世达赖益西嘉措、六世达赖格桑嘉措（对，你没看错，这三位都获得过六世达赖的封号，可见博弈之惨烈）。

相比上面这些大神级的人物，也算很有影响力的四世达赖、藏巴汗、康济鼐、颇罗鼐、阿尔布巴，都只能屈居龙套了。

蒙古族这边，第一个出场的是俺答汗（漠南蒙古土默特部）、固始汗（漠西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和硕特汗廷末代汗王）、策妄阿拉布坦（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及青海和硕特部的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

至于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黄金家族末代大汗）、青海喀尔喀部的却图汗，甚至纵横一时的噶尔丹（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都是配角。

满族这边主要是康熙、雍正两位重量级演员，还有例如年羹尧、延信之类跟着皇帝混的大臣。

由于这段历史的结构太宏大，影响因素太多，我们受时间限制只能截取最主干的内容来讲述。

即便是最主干、影响力最大的事件，也只能做粗略的分析，如果要是把枝枝蔓蔓都仔细得讲到，写个几十万字的专著绰绰有余。或者，如果能有人把这段历史写成剧本，其实都不用做什么补充，就历史事件本身的惊心动魄，便足以秒杀现在的宫廷戏。

这一百多年的中国西部史，是个强人辈出的时代，其中一些人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里考量，也是一流的政治家。

你能在这段历史里，看到蒙古族纵横拓展的豪劲！

你能在这段历史里，看到藏族夹缝中挣扎求生的坚韧！

你能在这段历史里，看到清朝这个很多人不怎么喜欢的朝代，在它生机勃勃时，挥斥方遒、纵横捭阖的气度！

作为一个人，确实有成败功过，但如果把视角调高，纵观整个历史时期，蒙满藏三族都值得骄傲，因为在这段恢弘的岁月里，每个民族都孕育出了英雄。

这些英雄用他们的人生，书写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

目前学界关于青海蒙古之乱的研究，大致有两个分析维度：

魏源[1]、马大正[2]、郭成康[3]、乌云毕力格[4]、芈举一[5]、马汝珩[6]、李凤珍[7]、周喜峰[8]等学者，基于《清实录》《东华录》等清代官修史书，将青海之乱定义为叛乱，认为罗卜藏丹津是图谋青海、西藏的统治权，而反叛清朝。

佐藤长[9]、蒲文成[10]、马连龙[11]、加藤直人[12][13]则利用《安多政教史》《青海历史》等藏文史料，及新公开的清代历史档案，来论述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原因，提出雍正没有兑现青海蒙古势力的西藏统治权，最终导致变乱爆发。

石滨裕美子[14]、齐光[15]在佐藤长、加藤直人的研究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罗卜藏丹津“叛乱”是清朝通过战争征服青海大方略的一部分，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属性。

不论学者对青海之乱如何定义，这场爆发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动乱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在论文《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可以说是规模较小的、历史上常见的边境民族叛乱之一。”

同时，又说“（叛乱被镇压后），青海和硕特的活动被大幅度限制，其存在意义完全改变。基于此点，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佐藤长先生不愧为顶级藏学家之一，他非常准确地拿捏住了罗卜藏丹津之乱的两个显著特点：

1、清朝为平定准噶尔（西部蒙古），耗时70年，历经康雍乾三朝。相比之下，青海之乱的消弭不过短短数月，堪称“小事件”而已。

2、在罗卜藏丹津之乱后，清政府迅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效仿内蒙的经验，在青海推行了盟旗制，将和硕特部编为二十一旗，任命官吏划分草场。和硕特以外的蒙古各部，编为八个旗，明确要求“不许（和硕特）侵夺占为属下”，以分和硕特之势。

同时还规定了会盟与朝贡的制度，各旗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监督主持；青海诸王、贝勒分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朝贡。

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辖两县、一卫，设“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青海一切政务。

这套被称为《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的组合拳，正式将青海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由此，佐藤长先生才会写到，“固始汗的子孙在“叛乱”后，不但丧失了在西藏的所有权力，在青海地区的统治权也受到了限制。”

这就是罗卜藏丹津之乱，事件小、意义重的特质。

也正是因为清廷捏住了青海，才有之后席卷新疆准噶尔，掌控西藏甘丹颇章的抓手。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虽然学者们对罗卜藏丹津因何作乱存有歧义，但所有人都秉持同一个观点——罗卜藏丹津是在谋求恢复和硕特对西藏的控制权。

那蒙古和硕特部对西藏的控制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还要从一百多年的格鲁派创立讲起。

宗喀巴大师在西藏开坛讲法，著书立说时，控制卫藏的还是帕木竹巴地方政权。

新生的格鲁派，在帕竹首领札巴坚赞的全力支持下，开启了暴风骤雨般的崛起之路。

1409年（明永乐七年）藏历正月，宗喀巴在拉萨发起了大祈愿法会，参与僧众多达1万余人。法会后，宗喀巴又在拉萨东北创建了甘丹寺，这标志着格鲁派正式成立。

随后，色拉、哲蚌、扎寺伦布也在帕竹政权的资助下建成，格鲁派形成了以拉萨圣城为核心的教派系统。

但随着帕竹政权的衰落，本为帕竹家臣的仁蚌巴、辛夏巴相继崛起，逐渐取代了帕竹政权的地位。

这两个政权都与噶玛噶举派结为了盟友，卫藏地区的政教斗争愈演愈烈，格鲁派的白银时代渐行渐远。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夏巴首领彭措南杰，就任后藏地区的第悉，从此其家族被称为“第悉藏巴”，意为“后藏上部之王”，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藏巴汗”。

藏巴汗政权建立后，卫藏地区的格局变成了，藏巴+噶玛噶举PK格鲁派。

在这段悲催岁月里，格鲁派就是个受气包的角色，谁都能过来捏几下。以至于憋屈到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跳出西藏本土去寻找外援。

万历六年（1578），索南嘉措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边。一顿海聊后，二人互赠尊号，“达赖喇嘛”的名号，首次呈现于世间。

此后，格鲁派在蒙古势力控制区开辟了第二战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加措转生于俺答汗家族，不过是这一策略的延续。

随着云丹加措在拉萨坐床，大量蒙古贵族组团入藏拜见，虽不能改变藏巴汗的控制权，但多少也起了平衡器的作用。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28岁的云丹嘉措圆寂，感受到蒙古势力威胁的藏巴汗，以遭到了恶咒为由，禁止寻找转世灵童。

二者间本来尚能维系的关系几近破裂，虽经过四世班禅大师全力斡旋，灵童寻访得以解禁。

但1618年，火烧色拉、哲蚌二寺的恶性事件爆发，格鲁派僧俗伤亡五千余人，就连给藏巴汗治过病的四世班禅都被迫避居阿里。[17]

随后几年，藏巴汗为缓解外部压力，相继与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青海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和康巴地区的白利土司，结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反格鲁派联盟。

这时打破局面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

游牧于新疆的西部蒙古共有四个大部落，清史称为“卫拉特四部”（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

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大，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草场资源变得紧张，四部之间经常刀兵相见。准噶尔部先是土尔扈特部，给挤兑得举族西迁至伏尔加河的下游。

而后，准噶尔又开始侵夺势力位居次席的和硕特部，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一看，此地不养爷，爷换个地方吃饭。

便向准噶尔借兵东进青海，一举击垮了青海的却图汗，史称“血山之战”。[18]

却图汗的败亡，让反格鲁派联盟的链条，碎裂成了东西两半。

随后，固始汗又于 1639年（崇祯十二年）5月发兵康区，与白利土司激战一年有余。随着甘孜、邓柯、德格等地相继被攻克，白利土司束手就擒。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率使团前往沈阳（奉天），拜见刚刚创立清朝的皇太极。

有意思的是，据意大利藏学家朱塞佩·图奇研究，伊拉古克三可能不止代表达赖和班禅，身上还带着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的信函。

伊拉古克三在沈阳停留的八个月里，清太宗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八旗诸王、贝勒轮流请客，五日一宴，还把臣服的周边蒙古部落，都请了过来。

1643年，伊拉古克三启程返藏时，怀里揣了一大把信函，其中就包括给藏巴汗的书信和礼物。

但有些人注定看不到皇太极的问候了，1641年（崇祯十四年），固始汗大军直入日喀则，延续了24年的藏巴汗政权覆灭。

在干掉却图汗、白利土司、藏巴汗的致命节奏里，固始汗数次潜入拉萨密会格鲁派高层。五世达赖喇嘛赠予其“丹增却吉杰波”(执掌教法法王)的称号和印章。

等最终干掉藏巴汗后，以固始汗为轴心的和硕特汗庭成了西藏的实际统治者，虽然他为了安抚藏人的心理需求，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建了甘丹颇章政权，还打出了一张名为“将藏地十三万户全部奉献给达赖喇嘛”[19]的牌。

但这两招，不过是他“牢牢掌控西藏”和“奉格鲁派为尊”两条腿走路的步骤之一。很多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格鲁派僧伽，都没看到西藏的军事、行政、法律、人事大权，全都牢牢握在固始汗手里。就连五世达赖喇嘛也认可固始汗“全藏三区之王”（卫藏教区、康巴人区和安多马区）的地位。

这个时期的甘丹坡章，更像一个需要放在水晶盒子里珍藏的橡皮图章。

格鲁派建立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其管理意义有巨大的差别，应至少分作五个阶段：

和硕特汗庭时期（1642年－1717年）；

第巴执政期（1668年－1705年）；宰桑制度、达孜巴傀儡政府

噶伦联合执政期（1720年－1727年）；

郡王执政期（1727年－1750年）；

噶厦时期（1750年－1959年）。

那么全面掌控西藏事务的和硕特汗庭，又是怎么失去了权利的呢？

说到这个问题，就得从年纪和能力两方面来解读了！

先说年纪，和硕特汗庭建立时，固始汗60岁，五世达赖喇嘛25岁。

所以时间是达赖喇嘛的朋友，他什么都不干就等着，也能把身经百战的固始汗耗死。

不过，就算耗死一个固始汗，如果接班人各个英明神武，五世达赖也一样没戏。

可惜，雄才大略的固始汗，他几个儿子的水平实在不高，跟老爸比差着不是一个数量级。

而五世达赖恰恰是能与固始汗比肩的政治精英，在固始汗去世以后，抢班夺权的谋划，便已不动声色地展开。

固始汗生前没有制定严格的汗位继承制度，等他驾鹤西游，几个儿子就开始摆不平了。

汗王之位这鬼东西，又不是自行车，实在不行，哥几个轮着骑。

结果，固始汗去世后，汗位空悬了五年。第二任的达延汗去世后，汗位又空缺三年。第三任达赖汗去世后，汗位再度空悬两年后，末代和硕特汗王——拉藏汗继位。

汗位承袭过程的不确定性，让五世达赖有了运作的空间。

要说到宗教地位，就算固始汗也要仰仗达赖喇嘛，后面这些眼巴巴看着汗位的王子们，自然纷纷拉着达赖作为自己的背景板，这让五世达赖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尤其在1668年（康熙七年），达延汗去世后汗位悬空期间，五世达赖抢先任命了第三任第巴。从此后，和硕特汗庭的政令，从汗王、第巴双印，便成了“达赖始盖红色印章，以代替蒙古汗王执掌政务”。[20]

十年后，他又将第巴之位交给了，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桑杰嘉措，并宣告“在处理政教事务方面也与其他第巴有所不同，处事做事与我亲自所办相同”。[21]

第巴的地位可简单理解为政府总理，和硕特因汗王承袭的过程的弊端，失去了第巴的任命权，可谓是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凭借达赖的扶持和威望，桑结嘉措做到了西藏之事“皆第巴为主”的局面，汗王的大权已彻底旁落。

这便是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第二个阶段——第巴执政时期。

在桑结嘉措弄权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圆寂。

但桑结嘉措没有及时上报中央政府，而是秘不发丧，以达赖喇嘛静修为由，代行其职权。

直到康熙三十六年，清军彻底歼灭了噶尔丹后，才从缴获的信函中得知此事。

康熙震怒之中，命理藩院主事亲至西藏宣旨申斥，第巴只能上疏请罪，并请准许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举行坐床典礼，恳请“赐以温谕”。

这种事情要是放在中原，死个十次八次都够了。但冷静下来的康熙，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宽肴其罪，允其所请”。

康熙咽下这口恶气，倒不是因为第巴有多重要，也不是看仓央嘉措的面子，而是对新疆蒙古部落投鼠忌器。

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漠西蒙古的首领。

他与第巴之间积怨甚深，极想用“隐匿丧事”为理由，借清廷之手干掉第巴。但贸然干掉第巴，就意味着西藏群龙无首，乱局中会让西部蒙古染指西藏的图谋得逞。

康熙看穿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图谋，用隐忍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命二世章嘉等代表朝廷入藏，主持仓央嘉措的坐床典礼。

但二世章嘉在拉萨期间，因私下拜见了第巴，再次引起康熙震怒，褫夺了章嘉呼图克图之号，罚其在天安门前“万人中跪拜数时”。

于此可见，康熙对桑结嘉措怨念未消，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对仓央嘉措的观感。

就在仓央嘉措坐床前后，和硕特汗庭的达赖汗去世，汗位再度空悬。有学者认为达赖汗曾任命长子继承汗位，两年后被次子拉藏汗毒死。

但现在已经发现的证据可以显示，拉藏在1701年初到拉萨之前，一直留驻于青海，毒死哥哥上位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

清宫档案也能作为证据，清廷派驻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上奏道：“康熙四十二年(1703)六月十四日，青海亲王扎什巴图鲁遗人告知商南多尔济，六世达赖喇嘛遗使青海诸台吉称，‘达赖汗之位，欲令其长子丹津旺扎勒继承.然伊有病，不明事理，故令其弟拉藏继位’”。

同一份奏折里，还写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第巴（桑结嘉措）与众人不合，且年纪己老，故将其第巴之职革退，令其子任第巴。”[22]

也就是说，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时间节点上，西藏政坛发生了两件大事——桑结嘉措的权利根基松动 + 拉藏汗上位！

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左，拉藏在达到拉萨和成为汗王之间的两年多时间里，与第巴桑结嘉措和六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尚称良好。

拉藏作为一个能够合作，又在拉萨没有根基的和硕特亲王，可能是第巴支持他上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示好的拉拢，第巴甚至给拉藏汗上了一个“成吉思”的汗号。不过桑结嘉措死后，清廷马上下令取消了，这个有某种特指意味汗号。

在蒙古历史上一共有三位大汗用过“成吉思”的汗号，分别是铁木真、林丹汗和拉藏汗。

前两位都是有心一统蒙古各部的领袖，估计清朝的皇帝听到“成吉思”这个词，就会脑袋翁的一声。

但人的想法会随着地位的变化而改变，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常说的“屁股会决定脑袋！”

从青海和硕特部的大台吉之一，变成了和硕特汗王，拉藏汗的想法也变了。

他不再甘于做第巴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作为一个很有想法的棋子，拉藏汗想要恢复先祖固始汗的荣光，成为一名棋手，一名有控制力的棋手。

两个都想用西藏做棋盘的棋手，开始了正面交锋，第巴与拉藏汗的关系一泻千里，甚至都不能用矛盾表面化来形容，干脆就是你死我活的节奏。

从1703年开始，二人关系之差，见面后会拔刀互砍，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但政治家毕竟是棋手，不是街头小混混，自己动手砍人的事儿是不屑干滴，要干也是来阴的！

拉藏汗巧妙得利用了仓央嘉措与第巴之间的很多矛盾，渐渐将三人之间的关系，从原本的达赖与第巴铁板一块，扭转为仓央嘉措和他一起放鸟枪、射箭，好不快活。

这种三角形边长的变化，让第巴也不得不向密友抱怨：“前世达赖喇嘛在世，一切事情我自专办理。如今，这辈达赖喇嘛、拉藏二人凡事不让我管，欲退官复不准。今非昔同，日子不好过矣”。

在这种情况下，第巴萌生了干掉拉藏汗的念头。

1704年，他收买内侍投毒，拉藏汗被“嘉木样协巴的祷告和圣水救活”。

随后，在1705年元旦举行的传召法会上，第巴公开提出“要逮捕和杀死拉藏汗”。[23]

虽然此计划，因部分高层僧伽反对未能实施，但桑结嘉措要终结和硕特在西藏的统治之心，已昭然若揭。

可能在他构想的宏大棋盘上，仓央嘉措既然不愿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还表示将“退还从前所受之沙弥戒”，那就让他坐“察奇尔巴顿汗”（转轮王）,重新赋予王者的权力，自己在一旁做个“助手”。[24]

需要注意一点，如果桑结嘉措重塑王权的计划成功，那格鲁派将提前进入政教合一的阶段。而此时清朝治藏的思路，尚停留依托蒙古势力代为管理的阶段，离最终推行政教合一制度，还有四十多年的时间。

而在他原本的谋划中，给拉藏汗上一个成吉思汗的虚名，让他一边凉快待着，做个不碍事儿的傀儡。

可现在，拉藏汗这么不理解自己的苦心，非要对着干，那就干脆赶走他，实现藏人治藏的梦想。

这个应该说还是具有诱惑力的，在之后由六世达赖喇嘛、班禅代表、三大寺堪布为解决一触即发的僵局，而达成了的调解协议上看，格鲁派高层中颇有支持者。

因为，在这份协议中要求，“桑结嘉措辞职退出政府，至贡噶宗生活；拉藏汗仍保持国王头衔，但必须返回青海”。

貌似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都被要求离开拉萨，但二者的受损程度，却是天差地别。

桑结嘉措两年前就把儿子推上了前台，自己在幕后操纵，现在被要求离开拉萨，只能算退了一小步。

反观拉藏汗作为和硕特汗庭的汗王，被强制逐出首府，返回青海，则是丧权耻辱之事，完全没了退路。

当事双方，谁都没把一纸协议当回事儿，拉藏汗佯装返回青海，到那曲后便召集蒙古部众，兵分三路向拉萨进发。

第巴则在拉萨召集卫藏十三万户民兵拒战，可惜藏军的战斗力根本无法抗衡蒙军，迅速遭到溃败。

三大寺院、六世达赖、五世班禅再次出面调解，但调解人员到达前，拉藏汗的人已将捕获的桑结嘉措斩杀，以绝后患。[25]

拉藏汗敢于直接出兵击杀第巴，一方面是因为有意恢复先祖的荣光，另一方面也是他判断出，清廷与桑结嘉措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干掉第巴是种风险可控的选项。

果不出拉藏汗所料，清朝对他干掉有过封号桑结嘉措，不但没有斥责惩罚，反倒是给了“诩法恭顺汗”的封号（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1707年初）。

当然了，“成吉思”的汗号，也就不能再用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对于青海的和硕特部来说，算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之前说过，罗卜藏丹津之乱的原因在于，他想恢复先祖固始汗对西藏的控制权。

而这件事在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就已经由拉藏汗实现了，那之后西藏的控制权怎么又失去了？

相继而来的三个六世达赖喇嘛，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我们下次再讲！

参考书目：

[1]、《圣武记》_魏源;

[2]、《卫拉特史纲》_马大正，成崇德；

[3]、《中国历史·元明清卷》_郭成康，王天有，成崇德；

[4]、《蒙古民族通史》_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

[5]、《试论罗卜藏丹津事件》_芈举一；

[6]、《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_马汝珩，马大正；

[7][28][38]、《试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西藏》_李凤珍；

[8]、《雍正初年的罗卜藏丹津叛乱》_周喜峰；

[9]、《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_佐藤长；

[10]、《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_蒲文成；

[11][43]、《论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前因后果》_马连龙；

[12]、《清朝的民族统治与罗布藏丹津的叛乱》_加藤直人；

[13][16]、《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朝》_加藤直人；

[14]、《罗卜藏丹津“叛乱”再考》_石滨裕美子；

[15]、《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_齐光；

[17]、《蒙藏关系史研究》_樊保良；

[18]、《论血山之战与固始汗入藏》_董冰冰；

[19]、《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_陈庆英；

[20][25]、《论拉藏汗重建和硕特汗国秩序》_卢本扎西；

[21][22][24]、《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_乌云毕力格；

[23][32]、《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_伯戴克，周秋有译；

[26][29]、《俄飞满文奏折签注》_乌云毕力格；

[27][30][36][40]、《十八世纪初期卫拉特、西藏、清朝关系研究—一以“六世达赖喇嘛事件”为中心》_宝音特古斯

[31]、《真假六世达赖是蒙藏各政治势力斗争的产物》_蔡志纯；

[33][41][45]、《清代治藏政策研究》_苏发祥；

[34]、《七世达赖喇嘛的确认、册封、坐床》_洛丹；

[35][42]、《试析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原因》_汤代佳；

[37]、《罗卜藏丹津事件再研究》_刘锦；

[39][44]、《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_邓锐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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