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正言不顺是哪家的思想(名不正言不顺是哪家的思想法家还是儒家)

孔子周游列国推销治国理念，没有得到列国响应，只能怀着失望的心情返回鲁国，从此静下心来搞学问、教弟子。返回鲁国之后，孔子传《易经》、作《春秋》，还收了一位入室弟子——子夏（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

子夏非常聪明，深得孔子喜爱，《论语》中还特意记载了一段师徒对话。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回答“绘事后素。”随即子夏举一反三地问“礼后乎？”意思是礼乐也产生于仁义之后吗？孔子听了大喜过望，连声称赞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可以说，“孔门七十二贤”或“孔门十哲”当中，子夏虽然年龄最小，但聪明伶俐的程度却是数一数二，更是深得孔子喜爱。

孔子去世之后，面对孔门丧乱，三千弟子各奔前程，那么几乎是孔子最小、最喜欢的徒弟子夏，他又何去何从？鲜为人知的是，在孔子弟子之中，子夏应该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不仅教出了战国第一法家，战国第一兵家，还教出了战国第一霸主。

子夏是晋国温人（今河南温县），春秋战国之交时，魏氏占领温地，因此子夏后来成了魏国人。子夏穷得叮当响，整天穿得破破烂烂的，沉默寡言，有人劝他当官去，《荀子大略》中记载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后来，儒家另一位名人荀子称赞子夏有“古之圣贤”之风，但荀子也鄙视地说“子夏氏之贱儒也”，因为子夏“终日不言”，于天下无益。

不过，荀子这么批评可能有些过度，因为子夏虽然没有出仕，没有做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他却教出了一批改变历史的弟子。孔子去世之后，子夏就回到了故国，效仿师傅孔子教徒授业，教出了一群搅动战国风云的名人。

《史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

《汉书》又记载说李悝（kui）乃“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两段史料综合起来可见，魏文侯、吴起、李悝三个广为人知的历史名人都是子夏的弟子。

魏文侯是战国魏国的开国君主，战国头号改革家，在位期间重用李悝、西门豹、吴起、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创立魏武卒，开拓大片疆土，成为战国第一霸主，并开创了魏国百年霸业，直至孙膑在马陵之战中击败庞涓结束。

李悝是战国法家第一人，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魏国之所以成为战国第一霸，李悝变法至关重要。李悝去世之后，商鞅继承了《法经》思想，商鞅“彊国之术”来源于李悝之《法经》，郭沫若考证指出：“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与吴起同是卫人而年辈略后。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商鞅是子夏的徒孙。

吴起更为传奇，撇开他的个人私德不谈，吴起在军事上可谓战无不胜，被誉为战国第一军事家，与兵圣孙武并称“孙吴”。除了军事成就之外，吴起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吴起改革就迅速增强了楚国的实力，可以说吴起主政哪一国，哪一国就能迅速强大。

问题在于，子夏本为儒家门徒，但最著名的三个弟子，一个是一国之君，一个是战国法家第一人，一个是战国第一兵家，为何大儒子夏教出的弟子如此“奇葩”？与子夏相似，儒门荀子的两个知名弟子是韩非子与李斯，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李斯是秦国丞相、法家代表。为何子夏与荀子的知名弟子都成了法家大牛？

法家讲究严刑峻法，儒家讲究仁义治国，两门学说仿佛天然对立。但实际并非这么简单，由于后世对儒家的认识不够全面，或选择性地理解，因而才误解为儒法天然对立，其实孔子、子夏等都有着浓重的法家思想。

一，儒家的正名分与法家思想

正名分是礼乐春秋的基本前提，简单地说就是周礼犹如宪法，周天子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诸侯是地方官员，只要周天子按照周礼做领导人该做的事情，诸侯就该无条件服从，大臣做大臣的事情，百姓做百姓的事情，各行其职，不能僭越，这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秩序。因此孔子有言在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韩非子与李斯的老师荀子在《荀子正名》中解释：“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当年，孔子代理鲁国丞相7天就以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五种恶劣品性，有着惑众造反能力的原因，而杀了少正卯，按照荀子所说少正卯是在乱名。

法家思想中，臣民必须像物件一样，每一个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任何逾越界限的举动，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孔子的理想社会秩序，也是要求天下人各安其份，本质上与法家没什么区别，目标都是建立一个稳固的秩序，区别在于孔子与儒家以古之周礼制定规则，法家以与时俱进的法律条文制定规则。

二，儒家主张严刑峻法对待违礼之人

春秋现实是礼崩乐坏，《春秋》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该如何才能恢复周礼呢？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害怕孔子的《春秋》，恐怕不是《春秋》行褒贬之事，会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是在于《春秋》讲述专政、崇王（周天子）的道理，表达出应对乱臣贼子严刑峻法，所以乱臣贼子才会害怕。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

子夏的观点非常简单非常直接，就是对乱臣贼子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三，孔子对普通人也有严刑峻法思想

鲜为人知的是，在对待普通人时，孔子也有严刑峻法的一面。《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孔子认为应该严重处罚，因为一人弃灰于街道，惹怒别人，两人就会争斗，于是会上升到家族对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因此相比于弃灰会被重罚，人们会选择不弃灰。

这是孔子主张严刑峻法的重要例子，当然汉朝刘向将“弃灰于道者，刑”挪到商鞅头上了，成为后世说明商鞅刑法过严的一条力证。

《商君书》中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礼法以时而定。”说到底，礼即法、法即礼，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说法罢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因而说，“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近代学者郭沫若更是直白地指出：“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

正因如此，子夏与荀子教出一堆法家学生也就不让人惊讶了。以李悝、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战国法家，虽然脱胎于儒家，但最终放弃了永恒的先王之道，放弃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放弃了仁义爱人…….将儒家对礼乐之秩序性和规范性的强调推到了极致程度，再结合先人的刑名思想，将法家变成了一台严丝合缝的冰冷机器。

总的来说，法家历史非常悠久，早在上古时就已经出现，但一直没能成系统，至儒家出现之后，在吸取儒家部分思想后开始系统化与成熟化。反过来说，儒家本来就存在严刑峻法与依礼（法）办事的基因，只是儒家一直表现出仁义治国思想，让后人下意识的忽略了儒家狠毒的一面。其实，相比法家的严刑酷法，儒家以礼制杀人或许更为可怕，上世纪鲁迅就写过一些礼教吃人的文章，让人至今读之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