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根据现在的经济学去发展经济,当经济达到一定量后,总是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萎缩?美国如此,西方几个曾经发达的国家如此,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如此,我们的经济也面临着这样的窘境。然后我就想了解西方的这套经济学是如何实现把大部分财富向三角尖的顶处聚集的。是如何使下层的经济失去发展动力的。
如果利用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因为它的每一个都有着合理的解释,这并不奇怪。因为你用它来做参照物,用它的逻辑来推理合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就尝试用易经的角度去理解它,然后我就发现了这种不对称性。当然,有相当多的人对易经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其中逻辑本身就有着不合理。这个我也能理解,就像我尝试理解易经,不是为了算命,也不是为了预测。只是让自己多一种逻辑思考一些问题。
所以,以下这些文字如果有专业僻的可以不读下去。因为我没有专业的知识,更不是业内的经济学家。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尝试一看,说不定你们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就当是我的抛砖引玉之论。
一、货币的赋值不对称性
从易经的角度来讲,任何事物的现象都具备一个圆。比如货币和实物。现在对货币的定义有一点是一般等价物。那么也就是货币的价值与商品的价值应该是等价的。因为有和无是对称的两半圆。而这个有无构成了“道”。
但实际上这两者在市场中并不对称,总是表现出货币一方的赋值多于商品的实体价值。比如在市场上出现的价格波动就体现了这种赋值的不确定性。比如利润的产生就明确地体现货币的价值其实是高于实体价值的。当然,在现代的经济学中指出这个货币是包含了生产成本,流通成本,以及市场成本,所以,是符合赋值的理论的。但正暴露了这种赋值的不对称性——货币并不是商品实体价值的等价物。
在货币的最初是用来作为等价物作为人类剩余物的交换媒介的。比如一个陶罐等于2个贝壳。两个陶罐等于4个贝壳。如果沿着现在的经济学对于货币的定义,这个圆就不是圆了,而是无的一方远大于有的一方。如此一来,有的一方变小,无的一方就变大,而用所有权定义了有一方属于资本方,那么无一方的剩余价值、附加价值就全部归于资本方。
于是,资本方通过把劳动力、时间、风险等看不见的无附加于有之上,然后通过所有权确认了对有的拥有权,这样就把这些附加值也全部归于己有。又通过货币的与商品价值的赋值的不对称性,来把这些看不见的无化为可见的货币占有。而这些附加值一部分是下层的劳动力、物流仓储、销售等人员来完成,另一部分是由市场效应来溢出(诸如品牌、市场供需波动),这个不对称的赋值理论,使得私有制完成了占有剩余价值和溢出价值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便是在不合理的理论上形成的。
这种赋值方法也导致了通胀。因为当一个实体价值只有1的物品,它在市场的流动中,渐渐地被赋上了不同的成本价值后,货币的价值实际上远超这个实体价值。但它又不能无限赋值,在易经中它最多赋值到6,就要面临着7数的崩溃。而且这个实体是无法一直体现它的实物价值。它可能会老化,可能会功能不足。所以当这个实体被赋予最高值6时,它可能实体价值又减少得极为微弱了。货币的赋值是不断地赋予成本,而实体方的赋值是不断衰弱,于是当达到一个临界点时,这就造成了所谓的泡沫经济。这种通胀因素从一开始不合理的赋值就存在了。
根据这种赋值理论会发现,市场上的商品是越旧越值钱的,因为它交易次数多了,所赋的附加值自然比刚出现的新商品来得多。所以你就会发现目前修不如换的奇怪现象。人们为了降低赋值,就只能不断地生产新的东西,于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供大于求的现象。
在我看来,这种赋值理论是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二、利润的本质资本方与消费者的不对称性
在早先的马哲中,利润就是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但这种说法明显就把工人和资本方对立起来。后来,资本方以自己的方式纠正了对利润的定义:利润是资本方投入的资本(包含购买的劳动力、固定资产、科技能力、管理方式)共同产生的价值在实际交易后体现出来的剩余价值。这种纠正当然有着对利润更全面的诠释。包含的内容也更丰富。
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利润产生的三个出处:1、劳动人员创造的产品在交易后体现出的剩余价值。2、通过集约化管理(绩效、佣金抽成等管理方法)节约的生产成本在交易后体现出来的剩余价值。3、市场供需出现波动(如天灾人祸造成的供需矛盾,人们对名牌的追逐效应,人文精神引导的消费需求效应)溢出的高于实体价值的剩余价值。
前两者仍然是劳动人员创造的剩余价值,区别只在于用不同的劳动方式来产生的剩余价值。如果从易经的角度来讲,这三者的剩余价值都隶属于中五,即这个社会。因为人的社会属性,有了国家才有人的个体存在,所以相对于出资方,他只是提供了平台,承担了物品交易的风险。他并没有从中创造出某种剩余价值来。他的作用只体现在商品的交易中。
所以尽管现代经济学用新的理论来定义利润,但只是掩盖了马哲关于占有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的赤裸裸剥削本质。在新的理论的定义下,资本者不仅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还占有了市场所溢出的剩余价值。
在易经中,要达到对称性,就必须是占有和失去对称的。在现代的经济学理论里,你看不到剩余价值的转化。如果在易经中,这种有是要和无转化的。比如与人的需求转化,比如向科技创新转化。但在西方的这套经济学中是看不到的。它聚集并沉淀为资本者的私有财富。而如果我们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或者以易经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学说,我们就应该是剩余价值交给中五,中五把剩余价值转化为无,无再生有。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的闭环。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剩余价值归属于社会,社会再转化为科技或人文的生存环境,而这种转化再次形成需求,再次形成生产这样的一种转化,这就是易经中的有无相交的大“道”之道。
从利润的性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资本方完成了产品的交易,就占有了所有的剩余价值。而这就形成了企业逐利的最初本质。
再仔细地去分析,你便会发现这套西方经济学就是他们社会早期的冒险探险四处劫掠的理论模板:寻找敛财目标(商业计划),组成团队(出资成立企业),雇用人员(招人),完善武器或商品(制作成品),达成目的(对等交换,设诱、劫掠、诈骗交换)。分发给被雇用人的工资,剩下的全部是自己的。为了防止被雇用人的反劫掠,后期他们强调了所有权。强调了最终获得的战利品的全部所有权。于是,资本家就完成了一次财富聚集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经济学里充满了野蛮性。他们用所有权的概念夺取了工人与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他们把利润绑在了商品上,又把所有权绑在了出资方上,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了剥削链。
三、交易的不道德性
易经中的交换是兑卦。阴卦在上爻,表示交换是在有剩余的时候才出现的。而且交换的本质一定是阴和阳互交,也就是有和无的相交。更准确地说是两个阳爻兑换成一个阴爻。有无相交是世上万物形成并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最原始动力。如果人类没有经验的相互交换,人类就不会成长,文明也不会产生。所以兑卦与坤卦相交是最有活力的。坤为满,满而有余。在满之上进行兑换,就是泽地萃,卦象象征大地上长满了小草,苍翠盎然,积极向上的气息。以此我们知道,在易经中的交易其实是要具备两个因素:一个是有剩余,一个是不同需求。两者结合,就能完成一次好的需求与实物的交换。
我们现在的经济学把交易的原因定义为需求。因为只有一方有需求,另一方有商品,才能实现交易。然而,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有需求的人要有足够的能力。因为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只要有需求的人有了足够的能力,那么交易市场就能一直延续下去。但问题却是,随着交易的不断深入,有能力有需求的人会越变越少。因为当社会的财富总是自动地随着每次交易向投资方聚集时,财富会聚集在高层,而下层逐渐空虚,形成了贫富的社会悬殊差距。而如果没有交易,出资方的投资就无法变现。
西方的经济学中的交易的本质,其实是种变现行为。因为需求永远是无止境了,表面看的供需平衡,其实是有需求的人无财力消费从而萎缩了自己的需求所致。资本方为了达到自己的变现的行为,往往两种办法:一种是制造市场失衡,增加需求的力度,使人们不得不买。一种是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比如降价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放贷。不管用哪种方式,只要消费者进行了一场交易,资本方就相当于把商品所附加的剩余价值给占有。消费者支出了所有的超出商品实用价值的金钱,然后再向他们出卖劳动力赠取金钱。
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中,出资方通过代理商一层层地流通,中间不断地附加各种流通成本、时间成本、仓储成本,广告成本等。而这些成品最终落在了消费者的身上。当消费者消费后,就完成了一次商品到货币资本的变现行为。而这些所有的附加价值,不管合理与不合理,悉数由消费者来承担。这就造成了资本方与消费方的不对称:为什么商品实体价值外的东西要消费者承担?为什么是出资方占有了所有的剩余价值,而却是消费者弥补了所有的附加价值?
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现在的商业就采用产品在一出来就直接增加了后续可能出现的成本加价,直接把一个实体价值抬高到几倍,然后随着交易的次数增多,产品的价格回到了最初的出厂价值。但这个出厂价值与实物的实体价值又对称不上——因为实体老化或者功能落后。比如现在的电子产品和医药产品就是如此,一出来就是个高价值,然后随着时间越长,渐渐的“打折”降价,直到淘汰。这种交易不仅不对称,还极为不道德。因为消费者永远处于高价付出与实体价值不对等。
其实,资本方从第一次投资开始,就赌上了所有的资本,而变现是他们获得回报的唯一途径。这就很难让他们在变现的行为上可以站在道德层面去实施。而且从大部分已发生的过程来看,资本方能站在道德层面作出变现的行为其实也不多。当供不应求时,往往是大量劣质产品充斥其中,当供大于求时,往往又是虚假宣传夸大实体价值的欺骗行为屡禁不止。当供需趋于平衡时,往往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当然,也有不少能够在供不应求时坚守商业品牌底线,供需平衡时坚持创新提高实体价值,在供大于求时能做到让利减少产能的。但这样的企业的比例还是较少。所以被淘汰被肢解的企业总比留存下来的多。因为变现的重要性对于资本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一次不成功的变现就有可能使他们的失去所有,所以要在道德上要求他们如何去做实在太难。为了避免他们做出极端的变现行为,于是就有《破产法》来保护他们的底线,使他们在极端的行为之前还有一条退路。
所以说,西方的经济学是存在着极大的理论缺陷的。这种缺陷造成了利益向资本方一边倒。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真正产生出一种市场经济的。由此我们看到西方所倡导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仅仅是资本方变现厮杀的一个战场。他们所提倡的市场经济无非是一个不讲规则,不讲道义的商品变现行为。在他们的规则下,只要市场的交易越是活跃,财富就越能迅速地向顶端聚集。当市场疲软时,他们又通过放债放贷的形式刺激市场,完成他们第二波的韭菜收割,如此反复。所以他们的社会是控制在顶端的财团之中,并没有真正的有人民意义的社会,人民成了他们一波又一波收割的韭菜,割了又长,长了又割。
四、我们成功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这三十年来引用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向他们学习,我们的成功就证明了这套理论的正确性。其实是错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在于我们完全引用了这套学说。相反,近几年西方是在不断地指责我们政府干预市场规则,这也能理解。我们的不断干预,其实就是对这种不对称的经济理论的不断修正。
说实话,中国人没有这种弱肉强食的文化基因,三十多年来经济的成功并不是我们能适应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学优势:
一是足够多的人口形成足够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可以让我们在初期不对接国外也能形成一个自我循环复制的市场需求。十二亿的人口规模,一切又在现代化工业早期的国情,使我们自己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有着极大需求的市场。
二是我们有坚强的社会核心。我们就像是一群牛群,而国外的资本家是狮子。我们是群体性,他们是个体。在初期,我们设栅栏,狮子尽管在看着,但我们牛身瘦小,而栅栏牢固,所以吸引不了它们。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它看到了希望,但栅栏太牢固,于是它们让我们打开栅栏,而我们的市场和行业也都面临提升的问题,又吃过闭关锁国的亏,自然也有意走出去。于是我们开了一条缝,大狮子进不来,小狮子可以进来。小狮子对付不了牛群,但也能吃到点甜头。但栅栏外的大狮子看着牛群不断壮大,于是有了野心。可这时的牛群也不再是曾经瘦小的小牛了。我们进入了世贸之后,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西方的狮子没有了耐心,于是香港与索罗斯巨鳄之战,世纪初的粮食之战,我们胜在了群体性。西方的狮子才知道群体的牛角并不是它们能轻易获取的猎物。它们退却了,又踞守一边等着时机。可这一等,牛群已强大到它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的地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我们不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核心,人民意志,我们在现代西方经济学里早就沦为他们任意收割的韭菜了。我们的成功并不是我们沿着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壮大的,相反,我们是在不断地修正改良并渐渐形成我们独有的一套社会主义经济学而发展起来的。
但西方这套理论,在根子上出问题。随着我们继续的引用,我们的社会矛盾也渐渐加剧。这是不可避免的。形成一套我们自己拥有从根到枝到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刻不容缓的事。也是我们所将进行的伟大创举。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形成以下三点:
货币赋值与需求相结合,把商品价值与需求通过货币连接形成一个对称的圆;
个体交易中只产生需求交易,杜绝剩余价值。让交易中洐生的精神、文化价值回归社会,再作为福利需求返回个体;
实现按需交易的社会主义经济,摆脱交易的变现逐利性。
当然,这是另一篇幅的内容。在此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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