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眼下最如火如荼的——疫情。

最近国内的疫情有点全面铺开的意思。

疫情进入到第三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口罩生活”。

最近我一朋友女儿过2岁生日，她感叹了一句，女儿出生时许愿要带她去看这大千世界，至今连广东都没出过。

还有一天，在电梯里听到几个小学生聊起疫情，其中一个很老练地说，知足吧，起码我们过了5年不用戴口罩的日子。

我不禁哑然失笑，想想又确实无奈的。

疫情的起起伏伏，我们似乎也被一种“不安”包裹。被口罩包裹还是小事，更让人疲倦的是完全无法预料的隔离、封控、原地静止。这几天，几位同事从广州去北京出差，一到北京，就被隔离；昨天刚放出来，工作了一天，今天又被隔离。问原因，也说不清楚。

生活受到影响，经济受到冲击，世界变得遥远……

但这会是疫情带来的历史最终走向吗？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冠疫情并不是人类经历的第一场疫情，暂时而言，也不是最可怕的一场疫情。

人类历史上烈度最高的一次疫情可能是1347-1351年之间爆发的黑死病，这场瘟疫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欧洲死亡人数达2500万到5000万人。

还有1665-1666的伦敦大瘟疫，1720年-1723年的马赛大瘟疫，1889-1890年的流感大流行，1918-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这每一次看似末日来临般的灾难，都并没有把人类带入黑暗。

相反人类在战胜疫情的过程中，也找到了更有希望的方向，获得了更多前行的动力，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开放，社会变得更文明。

02

这个方向、这种动力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正是科学的大发展。

黑死病

比如黑死病，显然它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

因为疫情中人口的损失，劳动力成了稀缺货，工人的收入更丰厚了，欧洲的农奴体制走到了终点。

瘟疫也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的反思。大家非常熟悉的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就写于黑死病期间。

故事的背景是7位名媛和3位绅士，为了躲避黑死病，在1348年佛罗伦萨隔离期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十天，凑齐了100个小故事，其中有对教士阶级的辛辣嘲讽，也有对道貌岸然婚姻的鞭笞。

《十日谈》一出版就震惊了意大利，被誉为“人曲”，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

黑死病刚刚发生时，天主教宣传“天谴论”，认为这是上帝对人的惩罚，人们只有不断忏悔，才能逃脱。后来人们发现这一论调并不靠谱，无论你如何虔诚，都难以逃脱。

既然天谴论不可信，很多人开始捐钱建医院，对于黑死病的理性研究，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大发展。

牛顿与伦敦瘟疫

最近我在给一些孩子上科技史的课程，重读《牛顿传》，发现了一个小插曲。

牛顿开启他的科学生涯的关键时间点，就是伦敦爆发大瘟疫的那一年——1665年。

1665年，22岁的牛顿刚刚从剑桥毕业，到1669年，他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最领先的数学家——只用了4年时间，他创造了微积分学、是重力平方反比特性与颜色本质这两种基本理论的诠释者，从一位不起眼的大学生，成长为站在科学巅峰山脚下的学者。

而这4年中，最少有两年时间，因为伦敦疫情的关系，剑桥封校，他不能留在学校继续研究，回到了他母亲的庄园。

由于疫情各地都执行了封闭政策，不允许人员流动，这两年的“隔离”，让牛顿得以快速丰富充实自己，将以往片段性的、直觉般的灵感想法，进行系统化思考、整理，成为打通任督二脉的关键节点。

学术界普遍认牛顿的旷世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最早思想启发，就是在1666年逃避大瘟疫、从剑桥回家之后产生的，这个阶段牛顿“时常单独坐在园子里，并陷入对重力的沉思”，包括万有引力定律在内的整体框架在这个阶段已基本成型了。

如果没有那两年的疫情隔离，现代科学恐怕还要在弯路上绕多几十年。

达尔文、斯诺医生与英国霍乱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进化论的鼻祖达尔文。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在1831-1836年之间进行环球远航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这趟旅程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一直在海上漂。

事实上，这艘叫“贝格尔号”的军舰最初的任务是勘测南美洲海岸线，以便为英国皇家海军和商船队提供准确的海图。军舰一开始是沿着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航行。

一上船，达尔文就发现自己晕船，而且非常严重。

更糟糕的是，别人晕着晕着就习惯了，但他却是永远也不能习惯的那一类人。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病，叫晕船不耐症。

当时旅程刚刚开始，看见富家子达尔文晕船严重，在经过非洲一个群岛时，舰长想把他送上岸，让过往的船只把他送回英国。

但是，由于英国有几个城市刚刚爆发了零乱，贝格尔号不被允许靠岸，达尔文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航行。

而这场“迫不得已”的航行，为未来的进化论奠定了基础，最终写出了让全社会石破天惊的著作——《物种起源》，在神学笼罩的乌云中撕开一道裂口，让科学理性的阳光四散开来。

英国能够开工业革命的先河，并在其后300年间始终引导世界科学技术经济的大发展，跟这些伟人密切相关，间接也跟疫情密切相关。

不过，关于霍乱，斯诺医生贡献最大。

一位叫约翰·斯诺的麻醉科医生，在1831年才18岁时，第一次目睹英国霍乱疫情暴发。

当时还是医学学徒的他为霍乱中煤矿工人提供医疗帮助，霍乱病人的悲惨死状不仅激发了他的同情心，也激发了他的使命感。

后来，接受了正规医学训练，并成名的他，对当时社会上公认的“霍乱是由空气传播”的理论产生怀疑：如果霍乱是通过空气进行传染的，那么发病的部位应该是肺部而不是肠道才对。另外，他18岁时为治疗煤矿工人的霍乱曾很长时间活动在臭气熏天的矿井，但他却没有得病。

以这个怀疑为起点，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论证工作，写成了《论霍乱传递模式研究》的论文，然而并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同。

1854年，伦敦又爆发了新一轮霍乱疫情。斯诺医生凭借严谨而又不屈不挠的科学研究精神，在经过大胆推断、细致调查以及大量的数据分析后，找到了疫情传播的源头——一口水井，及时阻断了疫情的恶化。

同时，他的这次霍乱调查，开启了近现代流行病大规模调查的先河，他所绘制的“死亡地图”也被后人公认为是“数据可视化”的开端。

这些开创性、里程碑似的工作，让他以“流行病学之父”的功绩被历史铭记。

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斯诺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首先是拉开了生物学界对微生物领域探索的大幕——1865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证实了细菌的存在，形成了第一套细菌疾病理论，人类第一次认识了细菌这个物种。

又过了18年，1883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成功发现并分离了霍乱弧菌，完整彻底地证明了水中的霍乱弧菌是霍乱的真实元凶，这个成果也让他在190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医学奖。

斯诺对霍乱在城市中传播的研究，也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

自那以后，人类充分认识到了公共卫生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清洁的水源和污水梳理系统纳入到了城市的规划议程，下水道成为“城市的良心”。

03

疫情虽然是坏事，但是对于疫情的求索，却推动了科学发展。

正因为传统哲学、神学、宗教力量都无法解决疫情的问题，大家才转向科学的思考。

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

这就要回到张文宏医生前两天的小作文：

张文宏：抗疫两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漫长冬夜还是倒春寒？

抗疫两年多，全国同心协力，拒病毒于国门之外，维持了非常低的感染率与病死率。但是春节过后，先是香港迅速进入了第五波疫情，从1例病例破防到全面失控也仅仅用了1个多月。这波奥密克戎BA.2 速度很快，内地和香港大多数都是这一毒株。

国内这波疫情目前处于指数级上升初期。我们团队对感染病例数进行监控时发现，整个两月份我国一直处于全国性的散发病例低水平流行中，不过一直控制得很好，总例数都在200例之内。但是3月初以来，从3月1日的每日119例到3月12日的每日3122例只用了11天的时间，这还是在全国性不放松对新冠的积极监测与防控的态势下发生的。

由于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病例，全国各地难免显得有些慌乱，上海也不例外。上海的精准防控在这次奥密克戎BA.2传播之际，由于发生突然，启动晚，病毒快，目前仍处于与病毒的并跑阶段，感到非常吃力。

在对病毒传播的迅速遏制与较大面积的管控中，平时最有特点的上海温度似乎随着抗疫的紧张度上升而有所下降。其实，我们和病毒的争斗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是防控的节奏不能乱，大家对于下阶段防控的信心不能丢失。当前，为了实现社会面的清零，上海虽然没有停摆，生活都在继续，但是生活的节奏已经开始慢下来，并且迅速对重点区域开始进行精细的管控与筛查。我们相信，奥密克戎BA.2再快，也会受制于生活节奏的慢下来。我们只要慢下来，病毒就快不了。

与此同时，香港同胞与新冠第五波疫情的争斗非常激烈，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与病毒斗争的经验。今天下午，我和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讨论了数小时。对于未来，我们都有高度一致的看法：

1. 病毒的毒力真的是明显降低了，香港这轮疫情死亡的病例除了年纪大是高风险因素外，绝大多数有明显的基础疾病。换句话说，免疫功能正常，打过疫苗的，无论是何种疫苗，只要是加强过的，基本上都没事。对于这个病毒，消除恐惧是我们必须走出的第一步。

2. 我们统计的上海近六个月收治的2266例病例中，大多数是海外输入性病例，94%打过疫苗。这2266个病人中，重症的只有0.1%，危重症（需要插管）和死亡的一例也没有。有人说病人中94%的打了疫苗还感染，说明疫苗没有用。这就不讲道理了。现在国际旅行的人疫苗接种率很高，达到90%以上，其中不到5%的入境时候被筛查出来有核酸阳性。你去看这感染的5%的人，当然是大多数打过疫苗，这可以理解为打了疫苗仍有突破感染的机会。但是重症率与死亡率真的低于流感了。

3. 香港数据，新加坡和英国数据都显示，不打疫苗不一定有事，因为病毒已经变得相对比较弱了。但是有事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在香港这次疫情中，死亡个案中，有 89.4%的人并无接种疫苗或只注射了一针疫苗。而 80 岁或以上的死亡个案中，更有 91.5%的人未接种或只打了一针。根据死亡率分析，接种一剂或未打针人士的整体死亡率是 2.03%，相较接种两针人士的 0.09%，有 23 倍的差别。

4. 3 月 10 日英国《每日邮报》称，由于经过群体感染与高水平的疫苗接种，包括付出了惨痛的群体感染过程中大量人员的损失，新冠肺炎在英国的致死性已经低于流感。病死率下降了七倍，仅为 0.03%。由于奥密克戎已经变得很温和，在实现了广泛接种和自然感染率的国家，新冠病毒现在可能甚至没有流感那么致命。

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躺平的理由，对于未来抗疫，我们应该有很清晰的思路，而不是整天在争论是清零还是共存。

1.这个病毒的病死率已经很低很低，在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国家，病死率已经低于流感。但是我们中国如果现在迅速开放，会引起短时间内大量人群的感染，即使再低的病死率也会造成医疗资源挤兑和社会生活的短暂休克，对社会和家庭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2.我国现在高龄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中，相当高的比例由于害怕疫苗接种的副作用，还没有充分接种，一旦普遍感染，后果不堪设想。下阶段我们无论如何要对这部分人群做好保护。

3.通过最近全国各地的疫情应对情况看，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上，还没有做好应对大量病例同时出现的准备。现在全面开放一定会出现医疗资源挤兑，造成难以预计的过度死亡。

4.因此，近期我国继续采取社会面清零策略，将传播极快的奥密克戎第五波疫情压制在完全可控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持久性地采取封城和全检测的策略。

5.凡是持久的，必是温和的与可持续的。我们要借助此次一定会到来的社会面清零所带来的难得的机遇期与窗口期，准备好更为完备、智慧、可持续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包括：老年人普遍的第三针接种，以及更好的疫苗与疫苗接种策略，可以广泛供给的口服药物，可以负担得起的广泛提供的居家检测试剂，得到有效训练和预演的分级诊疗策略，未来居家隔离的流程，下一次更大规模输入与本土疫情叠加时所需的完整防控体系和充足医疗资源的准备等。前几天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接种了这么多疫苗还不能躺平呢，我说这些准备都没有做好，能躺平吗？

这次疫情来的很突然，与其说是冬季还没有过去，还不如说是一次倒春寒，但当我们看清了前方的道路和必将到来的春天，又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

其实大部分的文字，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科学态度，比如说提出了一些科学的问题，如果放开大概传染率是多少，能够对医疗资源的挤占是多少，会造成其他的人员多少死亡，然后进行评估，然后再相应地实时调整政策。

但这篇小作文却遭到很多网友的质疑。

他们说张文宏过去的各种预判，比如说疫情结束的时间都是错误的。

但是，只要进行过基本的科学素养教育的人都知道，科学的发展就是在反复试错中完成的。

也许的确有些人是永远不会犯错的，比如神学家、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核心观点可能是围绕一些亘古不变的普世真理进行延展。

如前所述，在人类的至暗时刻，只有勇于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建立模型去推算，勇于去承担相应的错误，而且在错误中不断修正，才能帮助人类触底反弹，走向光明。

其实，这次新冠疫情也是如此。

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获取科学的信息，学习科学家们的理性和量化分析，信任主流科学家。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少争论些观点、主义，多一点科学精神。

暂时的反复、迂回，不会改变向上的方向，这是我们必须秉持的信心。

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艰难走过来的。

本文编辑：谭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