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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曾说：“享受生活就是破坏干部：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茅屋感到满意时，他就不愿意到群众中去过艰苦的生活.这几年，我一直在提防自己：每次写东西，都要毫不犹豫地立即回到群众中去。”(刘清《到生活中去》)。当然，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是苏联的传统。在对苏联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中，刘清与苏联同行交换了意见。“苏联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想去农村，去部队，就像他们说的那样离开，没有任何思想问题。只有这一点，才能保证他们的老作家经常有作品。”(和以前一样)。

民族解放后，生活逐渐平静下来，刘清的意识也变得清晰起来。

1952年5月3日，刘清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1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作家来说，一切都归结于生活。——与民共进！”在这篇《和人民一起前进》的文章中，刘清还说，这几年，我从头到尾读了《三国演义》，一个字也没漏过。《水浒传》我看了两遍，《儒林外史》看了三遍，在任何地方打开都忍不住看。我想我从询问他们中受益匪浅。——阅读、深入生活，都是为下一次高强度创作做准备。

1952年5月26日，刘清从北京回到Xi。在西北党校整党工作期间，她不得不结识党校的马伟，然后结婚。

1952年9月，时任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刘清参加了方兴未艾的农村互助小组活动，并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走遍了长安县。研究和深入了解新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农村生活。最后，他定居在皇甫村，开始了长达14年的乡村生活。位于钟南山山下一个叫皇甫村的村子里，中间有一个土堆，土堆上有一座破败的中公庙。刘清去了之后，谢绝了县里的安排，领着家人稍微修缮了一下寺庙，就留下来了。院子里有两个并排的院子，刘清住在内院，有三个第一个房间。除了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冬青石榴相继种植，还有刘清改良的苹果、梨、桃、葡萄等果树，他还在院子里开了菜地。[图片0746]

作家董墨在文章《蛤蟆滩的回声》中说，刘清住在皇甫村，很辛苦。她住在一座破庙里。她用起锚机从井里打水，点上煤油灯，没有地方洗澡.有些在北京和Xi，但这里没有。

刘清是如何融入皇甫村村民的？

在长安区与刘清长期共事生活的张家谋、董伍柏、孟维刚、康建本在回忆文章《终南山下忆柳青》中记载：刘清到皇甫村任县委副书记后，看到农民在袁尚身上很难担粪。因此，当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时，他建议在袁尚设立一个生产点，并将饲养室和麦田搬到袁尚，这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而且节省了成本。后来，在袁尚建立了20多个生产基地。造福村民，一直用到现在。

他看到渭河每年都在上涨，村民们蹲在水面上种庄稼，于是建议并组织修建一座桥梁；看到蛤蟆滩几个村的村民多年来都患有“粗脖子病”，“第一代笨，第二代瓜，第三代哑”，刘清调查后发现这是缺碘引起的，他建议改变吃水条件，打深井。在钻井现场，他和每个人一起工作，直到水从井里出来；村里的小麦倒伏了，他和社员们一起寻找替代种子，研究小麦种子是应该在南北还是东西方向种植以抗倒伏。

皇甫村及其周边村庄的人们至今还记得冬天刘清的样子：戴着毡帽，穿着双排扣中式布大衣，穿着中式裤子，穿着圆口鞋。他经常戴着一个小竹篮，胳膊上倒挂着几个豆油瓶。站在队伍中

二十年后的1982年，刘清的三个孩子来到皇甫村。面向未来，他们满怀思绪，写下了这样的话：“站在沈河源的悬崖上，我们凝视着雄伟的钟南山，看着山下的蛤蟆滩。那一年种的杨树挺立着，稻田里长满了绿叶。高河出钟南山，从东南来，顺原路而下，向西转。依托沈河源河和鹤嘴锄河，从东到西有一个农家小院。这里是皇甫村。

作为县委委员，刘清出席或参加了县里的各种会议，包括10月21日的县委会议，包括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帮助开展农村互助小组运动.他深入基层，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向各区、乡的干部和农民讲解新制度的优越性。从酝酿之初到发动组织群众，再到讨论社章、买地入股、打折牲畜、打分功评、评议每一个加入社会的对象等等。刘清亲自参与其中。他经常在天亮前从家里步行三英里多到王家斌家，王家斌从窗户里醒来去上班。制定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会”的“三年建设规划”，对皇甫村“胜利农会”的成立和发展提出建议。在他和县委的努力下，长安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迅速，成为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先进典型。

1953年3月，柳青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一职，但保留了县委委员职。从此，柳青将主要精力放在收集生活材料上，定居皇甫村，住在破庙里，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应该说，皇甫村的14年，是柳青生命中的黄金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皇甫村这个美丽的乡村，是柳青的福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的秋天，柳青到王曲区皇甫乡时，结识了《创业史》王家斌，他后来成为《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人物。在《灯塔，照耀我们吧》这篇文字里，柳青有这样的叙述：有一天，王曲区区委书记孟维刚到正在常宁宫写作的柳青处汇报工作。孟维刚介绍了滈河南四村的王家斌互助组水稻创全区新纪录的情况。柳青很感兴趣。次日他到王家斌家围绕互助组情况谈了很久。年底，柳青参加完王莽村的扩社工作，便安排王家斌等人去取经。从中可以看出，柳青对皇甫村互助组工作的重视。

这年春节，柳青把王家斌和区委副书记董廷芝叫来，备了瓜子茶水，然后说，咱们今晚聊聊，随便聊，想说啥说啥，我只听。就这样，三个身份不同的好伙伴，聚在一起，聊了一个通宵。柳青常常就是这样，通过拉家常的形式，把对象心中的真实内容“套”出来，获取第一手写作素材。

1954年二三月份，发生了一件事。有天傍晚，柳青突然听说，胜利社的社主任王家斌把社里的皮渣子（稻田用的肥料）给倒卖了。尽管柳青对王家斌心里有底，但别人言之凿凿他也有些不放心了。天色已晚，看见丈夫披衣出门，妻子马葳劝说，外面天冷，明天去吧。柳青顾不上多说，他深一脚浅一脚。摸黑来到乡长家，叫上乡长冯继贤，一起去找王家斌。冯怕柳青的病体引致重症，便劝他白天再去。柳青不让冯继贤多解释，拽着对方就去找王家斌。在一户社员家里，王家斌正在给大伙开会，听了柳青的问询，王家斌笑着说，传错啦！根本没有的事。柳青这才放下心来。情绪也好起来，他轻松地和大家聊着新农村的美好明天，一直到东方放亮。王家斌放心不下柳青的身体，硬是留柳青在自己家住下来，又让母亲给柳青下了碗酸汤面。柳青吃完面，喝了杯茶，倒在王家斌家温暖的炕头睡着了。（见郭盼生《柳青在皇甫村》）

还是在这个时候，（柳青后来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新事物的诞生》等文章里有叙述），农历二月初六，王家斌的常年互助组转为王曲区的第一个初级社，即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成立现场，其他组的互助组员们争相表态，也力争尽快转为初级社。这些场景深深感染着柳青。也促使他的有关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思考的成熟。

1955年春，在皇甫村中宫寺安家。综合各种说法，具体情况是，柳青为了长期扎根农村变革一线，更切实地感受农民的生存与生活，通过组织，用西安的一处房子，换下了属于西北军区的皇甫村的一所旧庙宇——中宫寺，然后自己改造了一番，全家人搬了进去。

这年的 4月，柳青开始住院。7月份出院，这三个月的住院，柳青的想法是，能将哮喘这个老病去了根以便全副身心投入写作。遗憾的是，虽然得到缓解，但却没有去根。即便如此，也给柳青的身体带来转机，接着才有《创业史》的日夜写作阶段。到了1957年5月，柳青再度因支气管哮喘病复发，住进医院，6月底方出院。

1956年3月，热火朝天的互助合作运动还在进行中。柳青写下了他人生中第一份较为完备的《自传》，其中写道：

“我今年整四十岁，入党整二十年。内心非常沉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进步太慢，而艺术的道路越走越艰难。……我的志愿，就是我在这里（皇甫村）住下去，一边生活，一边不急不躁的把这本书尽我的能力写好。”柳青的话里透出对自己此前创作的不满，也流露出某种无奈与伤心。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柳青说，“……我的身体很坏，这是对我的严重威胁。我将努力以一个四十岁人应有的自制力，控制自己的日常生活，不要使自己经常病倒，因为不会生活，就不会工作。”从中可见，随伴终身的哮喘与肺心病顽疾，对柳青这位天才作家带来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这个阶段，由于高度劳累付出，柳青患上黄水疮，被疾病折磨的他没有停下笔触，而是努力坚持着走出困境。

这期间，柳青曾赴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次常务理事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接受《文艺学习》刊物的采访中，首次系统谈了自己的创作心得。涉及到“创作冲动”、“作家的观察”、“如何用马列主义指导深入生活”、“如何将观察印象化为作品人物”“人物的原型（即模特问题）”、“如何利用故事”、“写作提纲”和“写作的困难与困惑”。柳青用心回答了这些问题，其中的独到见解不少。从中可以窥出柳青一以贯之的创作思想。

柳青从北京回到终南山下，皇甫村正在发生着剧变，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柳青对这些很惊讶，但他还是认真地面对现实，他总是担心农民们跟不上发展的步伐，所以只要有机会，他总要给大家讲党课，讲科技知识，希望进步着的农民不要患了“精神”营养不良症。

1957年四五月，中共中央提出整风，不久即在全国展开。因为身体原因，柳青在终南山里养病，直到全国都在反右的年中才出来，端的是“山中方百日，世上已千年”，柳青在这场运动中，看看大字报，后来陆续又参加了作协西安分会的反右活动，写了两篇文章，一是《请靠近人民些吧》，一是《走那一条路》。既是心声，也算是表态。

很快就是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和各行业。接着就是人民公社和“一平二调”共产风，同时也就暴露出更多地问题，农民也流露出更多地不满。柳青作为农村剧变的见证者观察者和参与者，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抱持着审慎态度。公开里，他只是询问大家对事态进展的看法，私下里，他还是劝大家多思考，不放卫星，不搞浮夸风。对于吃食堂大锅饭，柳青是有看法的，据蒙万夫等的文字说，柳青曾向当时的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张德生反映过，在长安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柳青也把自己和王家斌、罗昌怀（罗家湾大队村支书）拟就的大食堂的“十二条弊病”“四个不能办”，反映出来，希望能得到制止。

1958年11月9日，整风进入关键期。柳青在《一个总结》的文章里，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深刻检讨，狠挖病根，给自己强加了一些不实之词。但作为一个有党性原则的作家，柳青的这篇检讨式总结有其认识独到的一面。他写到自己这个阶段曾分析过陕西籍作家杜鹏程出版于1954年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成功之处：一是作者杜鹏程写了他的熟悉生活；二是作者精心写了认真修改过多遍，写作过程本身成了提高过程。对于柳青而言，杜鹏程的小说成功，对他是有压力的。他戒掉了烟，住了三个月医院，彻底治愈了阿米巴痢疾病，努力使生活更规律，让身体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然后一边继续参加互助合作运动，一边动手写作。终于在1955年到1957年间完成了《创业史》。

1959年7月，在延安躲过了哮喘病之后，柳青回到皇甫村。这一年，柳青按照省委的要求，和长安县委工作组整理撰写了樊川公社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共中央。

1960年5月，和往年一样，柳青借躲病来到了东北，参观了钢山铁海的城市鞍山，参观了钢铁厂。他关心的重点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是鞍山的钢铁，如何能在自己的故乡，尤其是皇甫村发挥作用。

陪同柳青参观的鞍山钢厂作家陈淼后来回忆说，在鞍山的日子，柳青手不释卷地读——而且是“精读”的——一本书，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据说小说写完后，海明威前后看了200多遍才交给出版商付印的）。那时候政治气候开始严峻，像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已经不是学习对象了。但柳青解释说，虽然世界观不同，但这部作品也有可借鉴之处。

谈话中，陈淼问起《创业史》的进度，柳青叹了口气说，“也许写不完了呢”。面对陈淼不解的眼神，柳青缓缓说，“也许不等写完我就犯了错误，不等写完我就死了，还可能不等写完，又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陈淼《铁骨铮铮》）

今天来看，柳青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形势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不幸的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结局，谶语一般还是来了，《创业史》成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未竞之作。

8月9月间柳青曾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三届文代会，

1961年5月，柳青去往四川躲病。同年，捐出5500元稿费，帮助皇甫村架设电线。

1962年 5月12日，柳青借躲病访问了延安县柳林大队；

1963年5月，柳青再到广州、济南等地躲病。6月，返回西安。

1964年初，柳青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有一天中青社王维玲编辑来找他，顺便问柳青，最近文艺界都在提培养青年作家问题，你有计划么？柳青想想，回答说，我没有，我认为一个老作家应该做两件事，一是，深入生活，给年轻人做出榜样；二是写出优秀作品。他给正在学写作的年轻人，也提了两条要求，一是要有文学天赋，二是要能吃苦。应该说，柳青的看法与做法，才是正确理智的，他的回答，是对当时的流行的激进做法的一个无声回答。

1964年社教正在进行。柳青参加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从北京回到了西安。回到长安县，就听说王家斌被批斗了。柳青立即找到社教的负责人，见到了王家斌。见到柳书记就如同见到了亲人，王家斌委屈地说，为啥叫我向地主富农低头？这个头我低不下去；为啥让那些过去不遵守政府法令被我批评过的人，左右耳光地打我？我低不下头。柳青安慰了王家斌，冒着风险说服社教组的有关人员，把对方保护了起来。

这年10月4日，一场通宵倾盆大雨，落在神禾塬上，给柳青全家带来了意外的灾难：据王维玲回忆，柳青住处的后崖虚土坍塌倒下了，同时倒下的还有几棵大柏树，将柳青家的大、小窑洞、井棚、厕所，全部压塌。院子的东西围墙，也全部倒塌。所幸的是一家大小平安。

遭到这样的天灾之后，柳青没有惊慌、悲观，也没有向组织张口伸手提要求。他在写给王维玲的信里说：

“现在，从下边担水吃，稀泥堆了半院，直到葡萄架附近，秋收后，才有劳力拾掇。吃水和围墙问题燃眉……准备用篷布盖水车，用包谷秆扎围墙，以后永远再不垒墙了。灾难和干扰，只能挫败缺乏自信的意志薄弱者。”知道柳青没有存款，而清土、围墙都需要劳力拾掇，需要“钱”，王维玲便主动问，要不要预支一部分稿费、以解燃眉之急？

没成想柳青一口拒绝了，他回信说：“我的意志力，足够对付一切挫折和打击的，但同志们的关心，对有足够意志力的人，也是鼓舞，绝非多余，请你们不必悬念。”

每年四五月，都是柳青的难熬季节，花粉引发哮喘，让他痛苦至极。1965年5月下旬，柳青依例来到延安躲病。在给林默涵的两封信里，柳青解释，原本计划去新疆，后来决定去延安，主要是因为可以静下心来写作。“注意力集中后，工作效果好，不到廿天写了（《创业史》）二部上卷最难写的一章。”

【说明】照片由摄影家王幼建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