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农民(宇宙农民)

迟来已久的《奶酪与蛆虫》《夜间的战斗》中文版来了。历史学家J.H.艾略特将金茨堡和西波拉的著作进行比较，认为两位“卡洛”的经典著作揭露了动荡时代的隐秘心灵和逆境下的个体魄力。本文经《纽约书评》授权译刊

撰稿丨J.H.艾略特；翻译丨王立秋

1630年瘟疫，也就是曼佐尼在《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中生动描述的那场瘟疫，是向曼图阿进发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日耳曼士兵带到意大利的。它于8月从米兰传播到托斯卡纳，并于不久之后席卷了佛罗伦萨和附近的市镇和村庄。一些地方，比如说阿尔托帕肖幸运地幸免于难[ Frank McArdle, Altopascio: A Study in Tuscan Rural Society, 1587-178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其他地方则迅速向瘟疫屈服。其中就包括佛罗伦萨以西二十来英里外的小围村（walled village），蒙特卢波。

卡洛·西波拉的《十七世纪托斯卡纳的信仰、理性与瘟疫》，研究了蒙特卢波村民对瘟疫的袭击和地方当局控制瘟疫的努力的反应。西波拉属于这样一批出色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年里，他们为丰富我们对早期现代欧洲史的理解做了大量工作。如果说，他主要以经济史家而闻名的话，他也绝不允许自己被限于这个狭隘的类型；在欧洲史的干道上一路向前的同时，他也做好了随时探索有趣小路的准备（要是他认为那些小路能让我们看到新的风景的话）。无论他讨论的是什么，是钟、枪还是文学，笔触都无比轻盈。这种轻盈，使他甚至在教育我们的时候，也能使我们快乐。

每个研究早期现代欧洲史，在最新的法语大论文（thèse）的重负下蹒跚而行的学者，都会对西波拉教授这种意式的轻松而心怀感激；若不然，就有粗鲁无礼之嫌了。可是，可是……我们还是会忍不住觉得自己被骗了。蒙特卢波的故事，不是西波拉教授第一次写瘟疫了。七年前，他就给我们写过一本关于普拉托瘟疫的迷人小书。[Cristofano and the Plagu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Age of Galile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关于蒙特卢波瘟疫的书甚至更薄（加上附录也只有八十五页）。也许，这倒也符合流行病的性质；可看起来，就算小瘟疫也会传很远。

卡洛·西波拉的《克里斯托法诺与瘟疫：伽利略时代公共卫生史研究》《十七世纪托斯卡纳的信仰、理性与瘟疫》

西波拉教授要讲的故事是如此的迷人，可他竟然决定只讲那么一点儿东西，这未免让人感到遗憾。他正确地看到，一场有详细记录的灾难，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一个洞察公共与私人态度的独特视角。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在意大利北部肆虐的淋巴腺鼠疫，就是这样一场灾难。我们不但可以在档案中细致地追溯其过程，而且它还碰巧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时人们对瘟疫的各种回应性冲突，尖锐得足以揭示出一场有欧洲维度的心灵世界（mental worlds）的对抗。

把这些心灵世界描述为“中世纪的”和“现代的”或“宗教的”和“理性主义的”很容易，但像西波拉教授这样敏锐的历史学家则不会落入这样的陷阱。相反，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充满了细小反讽、细腻得漂亮的故事。一方面，我们看到佛罗伦萨的公共卫生官员这些勤勉、尽责、过劳的人，绝望地试图用现代的治理方法——整理数据，应用管制——来控制一场起源不明和特征不明的瘟疫。虽然他们也可能和圣马可修道院院长一样认为，瘟疫是上帝为惩罚人们而降下的灾祸，但他们也相信，它之所以能以惊人的速度传播，有着更为世俗的原因。哪怕他们依然不知道老鼠和跳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也相信人群的大规模集中有利于疾病传染，所以他们自然也就倾向于采取检疫、隔离的措施。但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又发现自己和神职人员——至少是一些神职人员——起了冲突。后者同样自然地凭直觉认为，为了赎罪，需要把人们集合起来搞大规模的宗教游行。至于人们自己，则不自然地偏好游行而非检疫的规定，因为后者会把他们置于悲惨的处境，并且几乎一定会让他们失去生计。

1630年蒙特卢波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村子怎样力图避免卫生管制，和一个牧师怎样组织一场游行的故事。故事就这么简单。在讲故事的时候，西波拉教授也展现出了他特有的幽默和魅力，还时不时地用寥寥几笔灵巧地勾勒出像潘多夫（他犯了朝窗外看的错）那样的地方人物的形象。可不幸的是，蒙特卢波不是蒙塔尤，西波拉的文献记录还是太过于单薄，以至于没法让我们感受到在勒华拉杜里书中扑面而来的那种农村生活的质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对故事本身的理解。比如说，圣尼科洛修道院的多明我会牧师德拉戈尼神父，很早就以负责执行卫生管制的人的身份登场了，但直到书的后半部分，我们才知道有组织村子游行的教区牧师邦塔迪这么一号人存在。关于这个托斯卡纳村庄的宗教生活模式，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得知，在某个时刻，还有“其他牧师”和邦塔迪一伙，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之前德拉戈尼和邦塔迪是什么关系，而这似乎又是这个村庄生活故事的核心。

在管口太小的时候，管窥历史就变成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工作。在《克里斯托法诺和瘟疫：伽利略时代公共卫生史研究》（Cristofano and the Plague）和《十七世纪托斯卡纳的信仰、理性与瘟疫》中，西波拉教授写了两本令人愉快的“半部书”（half-books），但这两半合不到一起；而这反过来又可能削弱他要给我们讲的故事的冲击力。要是他愿意再多写几句，给我们画出关于城乡对瘟疫的回应的复合图景就好了！（他也特别适合做这个。）他告诉我们，那个马基亚（Il Macchia）白天做床垫晚上做贼，这当然很好玩；但他就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十七世纪床垫制作者的世界吗？多么简要都好啊！那时，佛罗伦萨当局碰巧也开始意识到，在人们都还在臭草堆上睡觉的情况下，官方配发床垫可能是控制疾病的一个法子。[Daniela Lombardi, “1629-1631: crisi e peste a Firenze,”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no. 499 (1979), pp. 3-50.]

理想国引进出版的卡洛·金茨堡作品：《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意]卡洛·金茨堡著，鲁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意]卡洛·金茨堡著，朱歌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另一位杰出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就做到了这点，他的《奶酪与蛆虫》是一本奇书。金茨堡以其对十六世纪佛里乌利的本南丹蒂（Benandanti）——夜出与女巫战斗，最终也被裁定为异端的农民——的研究而闻名；《奶酪与蛆虫》也是一次探索隐蔽的心灵世界之旅。但这一次，金茨堡研究的是一个人：佛里乌利的一个被称做梅诺基奥的磨坊主，他在1599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在金茨堡在档案中发现他的卷宗之前，梅诺基奥甚至都不是一个名字。而金茨堡这部非凡之作的主题，正是在宗教裁判所1584年和1599年对梅诺基奥的两次判决的基础上，耐心地重建他和他的世界。

金茨堡博士是一位好奇心没有止境的历史学家，他会带着天生的侦探的热情，追踪甚至最细微的线索，直到证据的每个片段都被还原。书中的复原工作十分出色，写作也极为可读；到书的最后，一路跟随金茨堡博士在这个佛里乌利磨坊主的心灵迷宫中漫游的读者，会带着真正的遗憾，和这个奇怪诡异的老人告别。我能想到的最能与该书相提并论的作品，是J.L.洛斯（J.L.Lowes）的《通往仙纳度之路》（The Road to Xanadu）；在那本书里，作者也以相似的娴熟技艺，重建了一个神秘的心灵世界。但这两本书之间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这个差异显露出了关于金茨堡着手研究的计划性质的问题。J.L.洛斯探索的，是柯勒律治的想象世界；而金茨堡研究的，则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十六世纪意大利磨坊主的心灵世界。这个磨坊主留下的唯一永恒的遗产，是他那一堆语无伦次地对裁判法官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通往仙那度之路》1978年版封面，此书初版于1927年。

那么，为什么要去研究梅诺基奥呢？在我们开始了解他要说什么的时候，这个问题甚至变得更贴切了。当然，为此，我们依赖的是金茨堡对十六世纪裁判官提取的信息的解读。显然，这些裁判官自己也觉得，要跟上这样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的思维过程，是令人为难的任务。因此，在我们自己和梅诺基奥的心灵之间已经有一个双重屏障了，而这本身就给了我们关注他的理由。但梅诺基奥是如此公然地欣悦于自己的智识成就，是如此急切地抓住机会向如此博学的听众解释自己的想法，以至于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和宗教裁判所的多数受害者不一样，他更愿意表露而不是隐藏。这对裁判官和金茨堡博士来说都是一个绝妙的机遇，它使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审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一致的元素，既反映了梅诺基奥的世界-图式中的不一致的元素，又是裁判官的提问方式造成的结果。

因为梅诺基奥确有一个世界-图式，我们也听到，他是这样解释这个图式的：“我说过，在我看来，曾经一切都是混沌，也就是说，土、气、水和火都混在一起；然后，散乱中形成了一块东西——就像牛奶被做成奶酪那样——然后它里面出现了蛆虫，这些蛆虫就是天使。最神圣的主宰命令说，这些东西应该是上帝和天使；而在那群天使中，也有上帝，他也是从那块东西里同时被创造出来的……”不奇怪，裁判官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创造理论而感到震惊；但梅诺基奥给他们的震撼，还不止于此。他否认贞洁受孕，拒绝圣礼，相信基督徒、异教徒、突厥人和犹太人都分有圣灵（partook of the Holy Spirit，分享圣灵，圣灵都有他们的份），并以同样的方式被救，还宣称“圣经是发明出来骗人的”。他告诉裁判官，“我心高，我向往一个新世界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教会行为不当，不该讲那么多的排场。”

在这些话里，我们很容易听出在宗教改革时期欧洲激烈进行的大争论的低沉回响，但金茨堡博士显然希望更加深入地探究、更加精确地定位梅诺基奥自制宇宙起源学的起源。不幸的是，档案卷宗没有列出梅诺基奥在被捕时的藏书清单，但他在审讯过程中的确提到了大量的图书，这就给了金茨堡一些重要的线索。比如说，在某个时候，梅诺基奥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读了“曼德维尔那本关于各种种族和不同法律的书”，于是我们开始意识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关于他虚构的新世界的夸张故事，是怎样抓住正在敏感寻找自己新世界的意大利磨坊主的意识的。

审判的场景

但这还是相对容易查究的线索了，其他线索要难得多。比如说，就像金茨堡博士在某个地方猜测的那样，要是梅诺基奥真看过1547年的意大利语古兰经译本呢？到这个时候，读者无论如何都会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磨坊主啊——一个会读各种古怪的书的磨坊主，并且我们真的知道，他还在威尼斯买过一本这样的书。金茨堡希望把他和十六世纪的农民社会联系起来，可我们真的能把这个人当代表吗？意大利北部的村子里真有无数个梅诺基奥吗？还是说，这本书给我们讲的只是一个人，绝无仅有的一个人，梅诺基奥本人的故事？

裁判官判断，梅诺基奥“神志正常，没疯”；但在我们读到佛里乌利的这位磨坊主时，我们不由得会想起另一个农村人——拉曼查的那个骑士（即堂吉诃德），大约也是在这个时代，他也被书搞得精神错乱。梅诺基奥也像堂吉诃德是卡斯提尔绅士（hidalgo）的代表那样，是意大利农民的代表吗？金茨堡博士也愿意承认，“不能认为”梅诺基奥“是他的时代的‘典型’农民”，但他也认为，梅诺基奥的独特性“非常有限”，并且“一些测探也确定了这点，即他身上也有一些可被归于共同的农民文化的特征”。事实上，他之所以向我们呈现梅诺基奥，既是因为他的故事本身就很迷人（他也充分证明了这点），也因为他相信这个磨坊主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大众文化”本身的性质的重要信息。

在这点上，金茨堡博士从事的事业之艰难才变得明显，因为梅诺基奥生活在印刷书籍出现后不久，在口述传统与书写传统两个世界相交之处。他的宇宙起源学的核心信条、奶酪的创造性腐化，来自于这两个世界中的哪一个？金茨堡博士的结论是，绝非印出来的字——“梅诺基奥的宇宙起源学不是书里来的。”相反，他提到了吠陀中的一个印度神话，这个神话讲述了宇宙是怎样起源于凝固“而像奶酪一样结块”的海的。他认为，在农民社会深处，有一个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宇宙论传统，而梅诺基奥借鉴的正是这个传统。

卡洛·金茨堡，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代表学者，曾荣获有“欧洲诺贝尔奖”之誉的巴赞奖。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等。研究兴趣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近代早期欧洲，著作涉及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代表作有《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等。

金茨堡博士认为，农民的口述传统，是那个磨坊主的宇宙起源学的起点；他的批评者则认为，帕多瓦大学的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传统，或当时意大利哲学圈流行的自然发生说才是那个起点。但看起来，这个既不理解“前定”（predestination，或预定）这个词，也不知道“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是什么意思的不知名磨坊主，是不太可能和哲学家们的最新理论对话的。另一方面，梅诺基奥也不完全与世隔绝。他去过威尼斯，他看起来也经常和外面世界来的访客聊天。因此，他对当时大学里争论的主题有所耳闻，也并非全无可能。

但在把金茨堡博士归于大众的“小传统”的东西重归于受过教育的精英的“大传统”之前，我们还可以来看看最近的一个人类学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金茨堡博士的论证。法国比利牛斯山中的圣昂哥拉斯是一个巴斯克牧羊社群，其中有人负责做奶酪。桑德拉·奥特（Sandra Ott）博士在研究该社群时发现，社群居民会参照奶酪的做法，来理解和解释人体受孕过程。意大利北部离比利牛斯山脉比离喜马拉雅山脉更近，相应地，金茨堡博士的口述传统说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但奥特博士（她看起来没有注意到金茨堡的著作）也提醒我们注意，亚里士多德也在其《论动物之生殖》中使用过同样的类比，且这个类比也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文献。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假设，把人体受孕等同于奶酪凝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并存？是亚里士多德的类比进入了民众的意识呢？还是说，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本身就得自于大众传统？又或是，对农业社会来说，这个类比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至于不同时代、不同地方都独立自发地涌现出了这样的类比？

至少，我们目前还没法回答这些问题，但也有这样的可能：金茨堡博士给自己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他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敏锐的历史学家，他也非常地投入。在《奶酪与蛆虫》的英文版前言中，他还具体地反驳了一些对他的指控——这些指控认为，他相信“农民文化是绝对自主和连续的”——并指出与之相反，他更相信“一种回路关系，这种回路关系由相互的影响构成，低文化会影响高文化，高文化也会影响低文化”。但他的确倾向于使用像“自主的农民激进主义潮流”和“农民代代相传的基本的、本能的唯物主义”。

16世纪的意大利农民

这就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虽然身为学者，金茨堡博士太过于审慎，以至于没法“玩弄”证据，但他在感情上，却对关于人民与农村共同体的特定意象有所投入，而在某些时刻，这个意象会使他倾向于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来诠释手头的信息。结果，他往往会太过于尖锐地把“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然后他又借助“相互影响”，重新把这对立的两极拉到一起。但，社会分层不必然会造成同样的文化分层。在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早期现代欧洲，人和观念都在不断流动的时候，更可取的做法难道不是以“统”而不是“分”（假设群体和个体都在利用一个共同的文化基金，并在利用它的同时塑造它、改变它、使它变得更为复杂），作为理解群体或个体自己独特世界的起点吗？

梅诺基奥和1630年瘟疫的受害者，都尽其所能地应对可以有多种诠释的情景、观念和经验；无疑，这些努力形成了一个包含各种混乱印象的冲突的万花筒。看起来，过高地估计其回应的连贯或一致程度，太过于整洁地把它们塞进被打上“高”、“低”标签的范畴，是不明智的。就像西波拉教授提醒我们的那样，“创造历史的是人，而不是范畴”。而他的书和金茨堡博士的书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快乐，确切来说，也就在于此：他们揭露了具体的人是怎样以他们自己的个体的方式，努力从混乱中提取秩序的。这两位历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一切逆境面前，人的精神都充满了独创性和魄力。就算我们时不时地会忍不住嘲笑他们的努力，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也是有益的：我们真就比忽视老鼠的公共卫生官员，或大谈奶酪的佛里乌利磨坊主做得更好吗？

这是一篇书评文章，评的是卡洛·M.西波拉（Carlo M. Cipolla）：《十七世纪托斯卡纳的信仰、理性与瘟疫》（Faith，Reason，and the Plague in Seventeeth-Century Tuscany），translated by Muriel Kitte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113 pp.，$9.95；以及，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translated by John Tedeschi and Anne Tedeschi，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208pp.，$14.00.

J. H. Elliott，“Rats or Chees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une 26，1980 issue，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1980/06/26/rats-or-cheese/。经《纽约书评》授权翻译。原文标题为“老鼠或奶酪？”。本文作者：J.H.艾略特（J. H. Elliott，1930- ），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现代史钦定教授（已荣休），专门研究早期现代的西班牙、欧洲和美洲。著有《黎塞留与奥利瓦雷斯》（Richelieu and Olivares，1987），《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与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2006）和《形成中的历史》（History in the Making，2012）等。本文译者：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