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在哪里(日照天台山在哪里)

《太阳凤族》

天台之山，扶桑之地。

五帝凤首，少昊拜日。

创夷之光，造古之美。

悟世间道，行天下德。

沧海桑田，转眼千年。

今又轮回，凤舞九天。

在鲁南东部、位于大海之滨的日照，是个神秘而又神奇的地方。说她神奇，因为据日照有史以来的文献记载，此地自古至今冬天无暴风雪，夏天无强台风，为华夏福地。说她神秘，因为有太多的上古历史文化谜团未被揭开。就拿“日照”的命名来说，日照得名始于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设日照镇，始有“日照”之名。根据金代状元张行简的记载，日照的得名是取自天台山嵌名联。天台山有河上公丈人题字云：“云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无，日照台前台后胜景台上有”，“日照”之名盖出于此，谓之“海上日出，曙光先照”之地是也。《日照县志》也载：“日出初光先照”。从此“日照”之名，一直延续至今。

笔者认为，“日照”之名，不仅仅是因为“日出初（曙）光先照”这么简单。为什么宋朝在公元1087年前后这段时期大力修复曲阜少昊陵？为什么宋人在华夏范围内只给日照这方区域定“日照”之名？这里面的文化内涵需要去探索，这背后的文化故事值得去深究。这所有的一切要从宋朝人的文化说起。对于宋朝文化，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趙匡胤于公元960年立国，国号为宋。到宋元祐二年时（公元1087年），宋朝已经建国127年了。我们知道趙匡胤从建国之初就“抑武崇文”，非常重视文化。在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后，到日照地名的命名时，此时的宋朝文化、经济都已达到高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时期。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和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等都生活在这一时期内。金军在公元1125年南侵，北宋于1127年灭亡，南宋建立。分析得知，在北宋灭亡前38年，宋朝政府给日照命名，这充分说明宋人发现了日照地区背后蕴藏着深厚的太阳文化历史内涵，他们应该是知道日照天台山是华夏远古先民祭祀太阳神的神圣之山，知道少昊与日照太阳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宋人修缮曲阜少昊陵和日照命名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日照”地名是古代文化最巅峰时期的产物，无论从名字诞生的时间和名字本身的涵义，“日照”二字都是带着上古极强的能量和信息。日照必将是华夏正能量传播的重要源头。

“日照”一词的本义应为“日神普照”大地之意，古人认为，这里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日照地区是中国太阳文化的源头，日照天台山是上古先民祭祀太阳神的专属圣地。日照是一座“太阳之城”，是给国人增强阳气、传播太阳爱善文化的场所。从五行阳阴变化关系来看，阴气盛，阳气必弱。而阳气盛，阴气必弱。崇尚太阳，消灭邪恶。崇尚光明，驱走黑暗。崇尚阳气，产生正气。这阴阳变化规律，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前后，东夷华夏的先民们早已会应用。这也是东夷太阳凤族人为什么崇拜太阳文化的深层原因。

在日照最具有代表性的太阳文化遗址，无疑是天台山的太阳文化遗址了。

日照天台山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下元一村庄前西南不远处，最高处海拔258米，是有五座相连的U形群山组成，它们依次自西北向东南为平顶山、鸡呴呴喽山、石盆山、财山和天台山，这五个山峰统称为天台山，在上古又称凤鸟山或扶桑山。天台山是太阳凤族人心中最神圣的太阳神山，在上古它比泰山的地位还重要。

日照天台山所处的纬度在北纬35度左右，位于山东曲阜的少昊陵，也处在北纬35左右。少昊的第四十七代后裔孔子，他的埋葬地——孔林也与少昊陵同处北纬35度左右，相距不过几公里，孔林位置稍偏后，稍偏后一点是体现了古代伦理长幼有序的社会道德秩序。而在遥远的西部，距日照一千多公里的陕西黄帝陵，也处在北纬35度左右，黄帝是少昊的父亲。他们的陵（林）地都处在相同的纬度，这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或偶然，而是必然，这极可能是少昊部族的刻意之作。也说明了东夷先民对天文地理、五行阴阳风水学的研究理解和应用已经颇为精通。也表明了天台山对少昊部族的重要性，和在东夷华夏先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上古帝陵风水风俗

根据上古少昊部族帝王、贵族丧葬风俗推断，黄帝陵、少昊陵、秦始皇陵。这几处陵内帝王的头部都是朝向东方，孔林的孔子头向也应朝向东方。这是对上古文化道德风俗的继承，也是对天台山先祖源头地的纪念。秦始皇和孔子都是少昊帝后裔。

天台山之名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书中。《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东晋葛洪在《嵇中散孤馆遇神》中说：“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

目前在全国有多处地方叫“天台山”。其中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山与日照天台山关系密切，据有关资料显示，浙江台州的天台山之名是东夷太阳凤族人南下联姻的防风氏部族带过去的。浙江天台山区域在4000多年前为防风氏（豨韦氏）部族势力范围，后来大禹借故杀死防风氏，其区域由大禹部族后裔控制。

《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世出自颛顼高阳，《越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同书《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在这里可能引用了自古相传的俗语，这均表明了越人、楚人和夏人之祖大禹，他们实为同一部族在不同时期的分支，都是昌意、颛顼系的后裔。

这种把祖地地名带到异地的习俗在古时非常普遍。如现在广东省的“东莞”，钱文忠教授在安徽卫视一档节目介绍说，“最早的东莞是指山东的沂水地区，名为东莞郡。后来随古人侨居南迁到广东东莞，现在沂水没有东莞了，广东有东莞。”其实钱先生不知道的是，现在山东的莒县还有一个东莞镇，莒县的东莞镇现隶属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地处莒县最北部，西与山东的沂水县杨庄镇相邻，东莞镇驻地距西北方向的齐长城约十公里左右。据分析，这应是钱文忠先生所说最早的东莞，此地在历史某个时期应属于莒地的势力范围。

如天台山所在地涛雒镇的“雒”，这个字在上古为鸟、为阳，非常高贵，古人把居住的城邑名为雒城，《说文》中解释为“鸟名 ”。四川古蜀国的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原为“雒城”之名，三星堆遗址生活的主人是东夷太阳凤族后裔（昌意）和蜀山氏女联姻的一支。后来，古蜀国昌意的的后裔，也把“雒城”之名带到越南，在越南出土的玉牙圭（璋）等文物和地名史料也证明了这一推断。四川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雒城”一名在西汉之前已存在，1984年元月，广汉县南门外发现一批汉砖，砖上也铸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铭文。

由此可知，天台山之名、东莞之名、雒城之名均是上古先民为留住对故乡根源的思念和记忆，把祖地地名带到异地的风俗习惯造成的。“涛雒”在清朝之前的一段时期曾更名为“涛洛”，后晚清科学家日照籍人丁守存又改回原来的名字——涛雒。“雒”和“洛”为通假字，如现在的河南“洛阳”，古时为“雒阳”。

天台山 老母石 —— 老母石遗址

天台山有一处东夷华夏老母石遗址，是上古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重要遗址。遗址圆形祭台上有断成三段的石刻神像，分为头部、腰部、和下身部。全身三段总长约239厘米，宽约89厘米，高于地面约50厘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下身部位，该部位有明显的女性生殖器特征，表明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存在先民对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

有学者考证此遗址为女娲石遗址，认为里面的石刻神像为女娲。假如是为纪念女娲而刻神像，该遗址距今也有7500年左右的历史了。伏羲和女娲是夫妻关系，虽然伏羲倡导男婚女嫁，但这仅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的过渡阶段。从存在女性生殖崇拜来看，先民此时还有对母系崇拜的情结。从伏羲首提男婚女嫁到基本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距今6000年左右），大约经历了1000多年的过渡期。

老母石遗址护卫 石猪 （少年为 太阳凤族传人）

在老母石前方五米处左右，有两块神兽状岩石，一左一右并立两侧呈护卫状。笔者根据有关历史文献及相关文物推测，这两只神兽状岩石应为石刻猪，它是有增加财富功能的家神。左侧石猪长约160厘米，宽65厘米，高70厘米，该猪脸部右侧有残缺。右侧石猪残长约130厘米左右，猪头部损坏严重。两头石猪间隔约139厘米左右。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东夷先民早期最大的猪石刻像，应为东夷早期的猪崇拜，在上古猪是家和财富的象征。

通过对老母石遗址的女性崇拜和猪崇拜来判断，这是东夷华夏先民最初的崇拜对象，历史非常悠久。经初步推测该遗址距今至少7500年至1万年左右，这也充分说明了东夷先民猪崇拜也有近万年的历史。至于老母石是为纪念女娲还是羲和，此事值得商榷。毋庸置疑的是，肯定是纪念她俩中的一位或者兼而有之。换句话说，是为了纪念我们华夏民族的老祖母，因为她是整个民族的来处和根源。

天台山老母石遗址右侧 石猪 —— 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 陶猪

猪是先民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华夏先民驯化猪有万年左右的历史。动物考古学家袁靖先生在《与猪同行—猪年说猪》一文中告诉我们：全世界的家猪都是有野猪驯化而来的。根据国外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家猪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卡耀努遗址，其年代为距今约9000年左右。在中国境内多个更新世晚期的遗址内都发现有野猪的化石，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的后代被古人驯化为家猪。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家猪遗存距今约9000年左右。[1]

大汶口与龙山文化时期有随葬猪头或猪下颌骨的葬俗，也有用整猪或半只猪随葬的。这种随葬品除表示拥有私有财产的意义外，还表示人死后也要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享受生前所享用的美味食品。莒县陵阳河遗址45座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25座墓葬随葬的猪下颌骨有160多个，平均每墓7个左右，其中M17放置猪下颌骨多达33个。在山东章丘小荆山遗址出土的后李文化有陶猪。在江苏新沂花厅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猪形陶罐。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猪形陶鬶等。[2]

早期的猪崇拜，还应有猪擅长繁殖的特点。猪在史前先民心目中是具有特别审美价值的动物，它是生命力和生殖力的象征，在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猪在母系家庭中曾被尊奉为“家神”。[2]

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过陶猪，河姆渡遗址的先民是东夷太阳凤族后裔在距今7000年左右南下联姻的一支。同时期在东北的赵宝沟文化也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从文化属性和地域关系来分析，红山文化是赵宝沟文化的后裔。据文献、文物来分析推测，在距今6000年左右，东夷太阳凤族的后裔和红山文化氏族联姻。其中的玉猪龙是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从玉猪龙的造型中可以看到有猪和蛇崇拜的影子。可见，华夏早期龙的形象与猪崇拜有一定的关系。红山文化先民和山东大汶口先民关系密切，他们之前之后世代都有联姻关系。文献记载黄帝在涿鹿之战中还得到女魃（旱魃）的帮助，女魃是红山文化的后裔。黄帝是大汶口文化的后裔。

通过对日照天台山老母遗址护卫“石猪”的解析破译，很好地证明了大汶口随葬猪的葬俗来源于日照天台山的葬俗。也对研究东夷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具有重要的物证作用。此遗址虽然非常重要，最好仅进行学术研究性发掘即可，但不宜作为旅游文化大力宣传，因天台山是一座以崇拜太阳文化为主的圣地。

崇拜动物图腾及驯化动物是先民在大自然中生存的产物。东夷华夏先民在崇拜太阳、鸟凤、猪、蛇、龙早晚时间的顺序是不相同的，人类在自然界崇拜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太阳，其次是鸟凤。太阳和鸟凤往往又合二为一，融合在一起为太阳神鸟。东夷先民对太阳神鸟的崇拜有不少于万余年以上的历史。之后的猪崇拜，是先民对家和财富的崇拜，也有九千年以上乃至万年左右的历史。先民对蛇的崇拜也很早，应该比猪崇拜晚，大约在八千年前后。到夏朝中期时，龙崇拜的概念才基本形成，龙图腾是以蛇为主要元素，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多种瑞兽的优点升华而成。到周朝时，龙凤崇拜成为了华夏民族文化标志性的图腾符号。

天台山 魁星阁 —— 伯益陵

魁星阁遗址位于天台山一处山峰的平地之上，在山峰的一侧有“魁星阁”三个字的刻石文字。古人为什么在此刻有文字？初步推测它应与魁星阁下面半坡处的伯益陵和天文有重要关联。

“奎星”又名“魁星”，在天文学中指北斗七星中前四颗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的总称，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奎星被视为主文章兴衰之神，很多时候和文曲星通用。

伯益为龙山文化晚期的最后一任帝王，受大禹禅让继承帝位，并为大禹服满三年孝期，又过了几年，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夺取帝位并杀害，据推测伯益从接受帝位到被夏启杀害时间应不足十年。伯益是一位多才多艺且非常有才华的智者，当年大禹治水时，伯益是大禹的得力助手。之后又主编了上古第一部经书《山海经》，可以说伯益是华夏文人的鼻祖，魁星阁应是古人为纪念伯益所建。古人认为人死后升天成神，回归本来星位，因伯益文才超群自然是魁星的代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会在此地建有魁星阁的原因。

魁星阁遗址下方有一块巨石，状如昂头的神龟，此石也刻有文字，名为“独占鳌头”。据了解，“独占鳌头”刻石文字为当代人所为，其字义和魁星阁的文化内涵自然融合。

天台山 崇阳柱 —— 昌乐 石祖林

在天台山一处稍高的自然山脊上，有一座用小块山石堆垒而成的崇阳图腾柱，高高矗立着，显得古朴而神秘，这就是天台山崇阳图腾柱。其实，原来的崇阳图腾柱已经垮塌，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后人在遗址上复原而成。[3]这个崇阳图腾柱和老母石遗址在南北呈一条直线。从五行阴阳来讲，老母石遗址是崇拜阴的，此遗址图腾柱是崇拜阳的，它是男性生殖崇拜的产物，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大汶口文化就有男性崇拜，在邳州大墩子遗址采集的骨祖就是例证。[4]应是古人有意而为之，从而让阳气盛过阴气，是东夷先民对五行生克风水的理解和应用。

山东昌乐阿陀镇崇山山顶的石祖林，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祭台遗址，台上残存有大小石祖近百个，小的两三千公斤，大的有七八千公斤。石祖雕刻精细，是东夷先民男性生殖崇拜的遗物。龙山文化时期是华夏崇拜阳文化的巅峰时期。笔者推测该石祖林的建设，是太阳凤族后裔的方国王或帝王为增加华夏东方的阳气而制作。在五行四方方位来讲，东方为木，木含火（阳）。西方为金，火克金（阴）。从而达到阳盛阴衰的目的。石祖林的作用主要针对的是华夏西方（陕西石峁地区）或域外埃及等国家。这是五行阴阳风水的应用，是上古巫术文化的体现。

日照天台山过去有一座男根庙（石祖庙），位于天台山中部的山谷之中。男根庙供奉的是一尊粗大的男根。据说直径需要两人才能合抱过来，长度自地面一直通往上方房顶，露出房顶上方还有3米多。男根崇拜是上古男性生殖崇拜的遗存。传说古时妇女不能生育时，只要到天台山男根庙烧香就能怀孕生子。后来村里人嫌此庙名声不好听，男根庙遂被拆掉。[5]

天台山 太阳椅

太阳椅由几块巨石组成，状如沙发，沙发后背上有圆形太阳图案。应该是上古部落首领的座椅。

天台山 太阳神石

在石盆山一处裸露向阳的山岩之上，有一块独立的石头名为“太阳神石”。太阳神石重约20多吨，直径约3米。相传太阳神石是后羿射日时落到天台山的一个太阳，有神性，非常灵验，故名太阳神石。在文革期间，太阳神石作为封建迷信的典型成为红卫兵破四旧的对象，几十个人要将神石推下山去，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就用凿子将神石凿掉一块，目前神石上凿痕犹在，坡下残石仍存，分别见证着太阳神石及后羿射日的传奇神话故事。

大约距今4300年左右，在尧主政的时期气候变化极大，自然界气候走上了极端天气，先是天下大旱，诞生了至今还耳熟能详的后羿射日神话故事。后来又是天下大涝，便有了大禹治水的传说。

神话传说与小说一样，它可能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必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大羿射日神话故事的真相是这样的。在尧主政的早期，气候反常达到了极限，烈日当空，河干泽竭，草木焦枯，民不聊生，于是引起灾民逃荒。炎帝后裔姜氏族大巫陈丰氏，名女丑，看到这种天象，深知毁灭性灾难就要来临。为了祈求太阳神祖灵护佑，女丑赴东海，为解旱情，登海岛祈雨，遭到扶桑（日照）地区帝俊、羲和后裔十日氏族的杀害，十日氏族又称“十日国”，激起炎帝系后裔姜姓氏族的愤慨。对这次天下大旱文献是这样记载的，据《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尧在这种背景下命令刑罚官羿，击杀十日氏族，最后实际射杀了九个氏族。文献对此记载称: “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十日并出，炙杀女丑，于是尧乃命羿射九日也”。（清学者郝懿行注《山海经.大荒东经》、《山海经.大荒西经》、《山海经.海外西经》）。从这个故事当中还说明一件事，在距今4300年左右，上古日照的天台山还是在水中的一个海岛。

其他文献中对羿射日的记载：

《淮南子.本经训》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

《山海经.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

“后羿射日”这个故事应为“大羿射日”或“羿射九日”。《山海经》里记载的这位射日的“羿”，生活于帝尧时代，善射，身份是一员武将。“羿”在尧时代是一种官职名，主刑罚。后来羿又成为氏族名。尧时期的大羿和夏太康时期的后羿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夏时期后羿是东夷有穷氏的首领。这段历史在《竹书》被称为“太康失邦”。

天台山主峰顶是一处重要的太阳神祭祀遗址，该遗址有两处祭祀台。稍高一处祭祀台面朝大海的方向，此处祭祀台是迎接早晨初升的太阳，并在此举行仪式的地方。在祭祀台朝向大海方向的外侧，发现天然的岩石上刻有文字，被称为“神秘的天书”。经笔者破译为“祀日祭文”。

『祀日祭文』：我们是太阳凤族(崇日的狩猎族)人。已故去的首领，他们很神通。伏羲、女娲手拿规矩，能制器具，会测算，能预测人的喜事和哭事(好事和坏事)，能和天上神人对话。带着事神的圭和器皿去爬山，我们很多人。越过丛林去祭奠，去迎接太阳神的到来。天明之前，登上高山，大人和孩子。崇日的狩猎族人来到太阳神鸟的圣山祭拜太阳。崇日的狩猎族人怀着虔诚在扶桑地下跪敬祖先。献上鲜果及手中举起圭祈祷。狩猎人巫师通神，祈求粮食丰收，生活美好。在王的带领下大人小孩用敬天器物祭奠。崇日的部落人们在山顶燔柴燃火欢呼，迎接太阳神带来好运吉祥。

（以上是笔者对日照天台山刻石“祀日祭文”全文的解读，单字详细解读请参看本书《少昊太阳凤族时代》，《再探文字起源》一文）

关于“祀日祭文”是何时所作，目前还没有最终定论。笔者在《再探文字起源》一文对该刻石文字有所论述，并对天台山刻石文字所刻年代进行探究分析，初步推断有以下三种可能：一、刻石文字是四千年前少昊太阳凤族人所为。二、此文字刻于四千年前，而到春秋时期，刻石文字被大自然腐蚀变浅，莒国君犁比公让人加深修缮。三、刻石加深是天台山原山主秦氏人所为，在几千年的大自然腐蚀，字迹变浅。秦氏人于清朝前后把刻石文字加深修缮。

除以上三种原因加深文字修缮外，还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北宋时期给日照命名时发现“祀日祭文”字迹变浅，然后把天台山的刻石文字加深修缮，后来又修缮了曲阜少昊陵。其二为古代的道士把刻石文字加深修缮。历史上有可能对天台山刻石文字加深修缮的几位道士，安期生、王松年和寇谦之等。特别是寇谦之道士，他最有可能。寇谦之出身大族，父亲寇修之是前秦东莱（治所为今山东莱州）太守，兄寇赞是北魏南雍州刺史。寇谦之（公元365年 – 公元448年，字辅真），南北朝时道士，对天师道进行了重大改革，对道教历史影响深远，是北天师道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新天师道的创立者。早年喜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年轻时信奉天师道，后从成公兴修道于嵩山，自称太上老君授予“天师”之位。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寇谦之献道法于北魏太武帝，倡导道教改革，制订乐章，诵戒新法，得到太武帝和宰臣崔浩鼎力支持，亲赴道场受箓，从此天师道大行于北魏。寇谦之自北魏太武帝使道教成了国教。

寇谦之对日照天台山的太阳文化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古代道家思想观念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做事不留痕迹，淡泊名利，功成名退。所以，即使道士们把刻石文字加深修缮，也不会在文献中找到记载。

天台山 祀日祭文 —— 天台山 祀日岩画

鉴别“祀日祭文”刻石文字所刻时间及字迹加深修缮，除以上的五种可能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信息相互印证。

一、“祀日祭文”全文共46个字，其中有一个字完全损坏，不能辨认。该文字既有图像文字又有象形文字，它是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过渡到甲骨文之前这段时期的文字。该文字的这一特点非常重要，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笔者经过对该文字的破译解读，发现该刻石文有单文字，有合文字，有一个文字说明的是一件事或表达的一个意思。

上面为天台山刻石文字，请按数字对号入座。

如：“1”字，释为“圭”，是单文。这个字在甲骨文中释为“土”，甲骨文对这个字的释读应该有误。在龙山文化时期，圭是一件最高等级的礼器。

如：“2”字，释为“规”。“3”字，释为“矩”。这两个字均为单文。在甲骨文中则没见到该文字，初步考证这是“规矩”一词出处的最早源头。

如：“4”，释为“伏羲”。“5”，释为“女娲”。这两个字均是合文。每个字二个读音，每个字所表示的是一个人的名字。

如：“6”，释为“太阳凤族人或崇日狩猎族人”。这个字代表是一句话，是说明的一件事情。在“祀日祭文”四十多个刻石文字中，有两个字非常特别，为“斜字”。这两个字是，“7”释为神通，“8”释为巫师。巫师这个字在甲骨文中释为“申”。神通这个字则在甲骨文中未发现该字。

刻石“祀日祭文”有一个字也特别重要，是“9”这个字，在甲骨文释为“桑”，此字为合文，应释为“扶桑”，在这里是指“扶桑之地”的意思。

通过“扶桑”刻石文字的释读和文献及太阳文化文物的相互印证，天台山就是文献中所说的上古扶桑之地，日照地区就是扶桑树神话传说的最早出处。太阳、凤鸟、扶桑树，这三者在很多情况下为一体同时出现，因此扶桑树又是太阳文化崇拜的代名词。

朝鲜高丽王朝末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郑梦理周先生明洪武年间出使南京，途经日照时所做诗篇《日照县》，诗文为：海上孤城草树荒，最先迎日上扶桑。我来东望仍搔首，波涛遥应接故乡。在诸多中国文人不辨“扶桑”真面目的窘况下，一个韩国文人居然明白，他来到的日照县，是一个“最先迎日上扶桑”的地方，除了让我们对这位深谙中华历史文化的“ 韩国大儒”敬重有加之外，也让七百年后仍然为此纠结的我们有了“情何以堪”的感慨！[3]

文献中对扶桑的记载：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

《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淮南子.墮形训》:“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曠。” 高诱注:扶木，扶桑也。

《山海经.海内南经》：“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

《海内十洲记》载：“扶桑，在东海之东岸，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瀚，与东海等。扶桑在碧海之中，地多林木，叶皆如桑，长者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中“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后人对少昊、昌意兄弟二人的纪念和神化演绎。扶桑成为了少昊、昌意二位祖先的化身。扶桑树也演化成了太阳神树、通天神树和生命之树。

扶桑在不同的方位又有不同的称呼，在华夏的东方称为“扶桑”，在华夏的西方称为“若木”，在华夏的中心称为“建木”。扶桑、建木、若木又是天文学中日影观测仪的别称。《淮南子.地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子.地形训》中有记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山海经》中记载：“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华犹光也，光照其下也。”

200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鞠志国博士率领村民修路时，在天台山主峰(也叫大寨山)发现大量陶片。经初步挖掘，该处文化层最深处可达2米，出土陶片年代在商周时期。后经莒州博物馆苏兆庆研究员进一步挖掘考证，发现出土文物的年代可上溯至距今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历经岳石，延续至商周时期，前后有3000多年的历史。遗址上发现火烧过的黑色祭祀坑，初步断定为古人堆柴点火祭祀(燎祭)的遗迹。由于该遗址位于山的顶峰，四季风大，远离水源，不应该是古人居住的地方。因此专家判断，所谓“大寨”即天台，其实是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即太阳神祭坛遗址。[3]台湾学者徐家明也指出，“4500年前日照天台山为太阳神祭坛”。[6]

天台山峰顶祭祀遗址的另一侧为太阳神祭祀台，祭祀台的朝阳面有一处岩画，岩画所表达的意思是：清晨，星星还没有隐退，月亮还挂在天空，太阳刚刚从海面上升起，虔诚的人们在一个王的带领下，举起双手祭祀太阳神。岩画右方有四个字“王，其焚，吉”。意思是某一个王在天台山太阳神祭坛燔柴祀日，大吉。[7]

在岩画下方几米处的右侧，靠近东面方向的石脊上，有一块风化严重的巨石，经笔者初步考证为少昊神石。该石是在2017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太阳节这天，祀日大典过后，机缘巧遇在山顶发现。少昊神石重达几十吨，形似一展翅雄鹰，嘴部凸起，两眼深陷，有人工凿击痕迹。在岩画直对下方不远处有祭祀石桌，祭祀石桌距离祀日岩画和左侧少昊神石几乎相等远近。石桌的下方，有一处平地，据学者研究发现该平地为东夷先民从别处多次搬土垫成。

天台山 少昊神石 —— 舞蹈 太阳之舞

我们以现有的物证：天台山太阳神祀台遗址、祀日岩画、少昊神石、玉鹰纹圭、祀日祭文等文物，来还原上古少昊族人祀日太阳神的场景。在祀日岩画下面几米远的祭祀台上有一石桌，石桌上面放有玉圭、东夷美酒、东夷太阳饼、五谷、鲜果等珍贵祭祀品。每年祀日这天，少昊族在王的带领下，王拿着这件能和太阳神对话的礼器，祭拜太阳神少昊和祖宗，东夷先民认为少昊是太阳神的化身。祈求太阳神能赐给好运和吉祥，并使他们丰衣足食等美好的愿望实现。然后，在“祀日祭文”处迎接早晨初升的太阳。先民在山顶燔柴点火祭祀，举手欢呼载歌载舞以示庆贺。

少昊神石是先民崇拜太阳文化的有力证据，他是四千多年前的文物。华夏几千年来崇拜太阳文化，在少昊的带领下五帝时期达到巅峰。少昊石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太阳文化之根。

天台山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如鸡呴呴喽山、莒国君犁比公祭祖碑、东方神龙、量天台、财神庙、大羿岭、夷人乐舞等。

鸡呴呴喽山位于现在的财神庙坐落处，此处原是一座独立的小山，山顶有巨石似雄鸡，面朝东海昂首做鸣叫状，相传为鸡呴呴喽山。自十九世纪70年代在此放炮采石，山顶玉鸡在十九世纪80年代被炸掉，到2007年时鸡呴呴喽山已被炸掉三分之二。至此，鸡呴呴喽山名存实亡，只能留在记忆中。据文献《神异经.东荒经》载:“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扶桑山正是指此鸡呴呴喽等群山。

在天台山，还曾发现了春秋时莒国国君犁比公密州祭祖碑。让我们更加惊奇的是，这块祭祖碑碑文证实，扶桑作为地名，就是“羲和浴日”的汤谷所在地。这块祭祖碑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它间接证明，所谓的扶桑在日本，甚至在墨西哥之说，都是唐代《梁书》的演绎，历史上真正的扶桑就在日照。令人痛惜的是，这块弥足珍贵的祭祖碑，在著名的清代“日照教案”事件后，被寻衅镇压的德国侵略者掠走异国他乡。后来几经辗转，至今保存在美国一私人收藏家手中。[3]

远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诸文化、齐家文化等，都发掘到祭壇遗迹。而在山东半岛尚未发掘到史前祭祀壇。但从文献等资料推测，应该亦存在过相似的宗教仪式。这可谓是中国最本土、原始的宗教，也就是是日后组织化之道教的初始阶段，而统治者定期祭祀自然神祇的传统，即所谓“郊祀”。[8]以上是台湾历史学家对在山东半岛尚未发现史前祭壇遗址的一个疑问。其实在山东半岛是有祭祀壇的。从“郊祀”一词也可看出。郊祀是祀天神的，也就是太阳神。山东在史前的“郊祀”遗址就是在日照的天台山。

太阳神又被称为“日神”、“上帝”和“天神”，在商朝时把祀天上的太阳神称为“上帝”，把人间的王称为“下帝”。到周朝时把太阳神称为“天”，把人间的王称为“天子”。在民间也把天称为“老天爷”。《周礼·地官·鼓人》就有记载："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贾公彦疏:“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

天台山从远古到近代一直是人们崇拜太阳文化的圣地神山，特别是在龙山文化时期达到巅峰，之后在商朝和春秋莒国犁比公时期前后又几度兴起。在上古祭祀太阳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只有帝王或王才有资格在天台山祭祀太阳神，“祀日神”属国家王权专属，非常神圣。据《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上古风俗文化和有关文献来推测，少昊帝、颛顼帝、帝喾、尧王、舜王，这五位帝王都应在天台山祭祀过太阳神。理由如下：少昊的帝都就是现在的尧王城（少昊城）遗址，该遗址距离天台山3公里，少昊是太阳文化崇拜最重要的推动者，在他的领导下崇拜太阳凤鸟文化达到巅峰。颛顼是少昊的亲侄子，十岁时就在伯父少昊身边学习治国，后继承了少昊的帝位，颛顼对天台山太阳文化也是非常熟悉的。帝喾是少昊的亲孙子，他是继承了颛顼的帝位。虽然颛顼和帝喾的都城并不在山东，不能象少昊帝那样每年在天台山举行祭祀太阳神，但可以几年来一次祀日，但也不排除无特殊情况下每年都来祭祀。尧王是帝喾的儿子，文献记载他来过天台山祭祀太阳神。《竹书纪年》载尧帝：“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巡狩琅琊，登天台，祀日神”。舜王自小生活在东夷地区，他是尧王的闺女婿，尧退位后把帝位禅让给他，舜王来天台山祭祀太阳神的可能性也很大。据《礼·月令》载：木堇荣。一名舜。赤槿，名日及。木堇亦即木槿。木槿是扶桑树的一种，说明了舜王也崇拜太阳文化。

远古先民由于对黑暗的恐惧，所以寻找能够驱散黑暗的光明，而最大的光明则来自太阳。太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要素，由此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先民还相信，神鸟将神秘的生命力带到人间，才降生了他们的祖先。他们又把太阳和神鸟融合，继而进行太阳神鸟崇拜。

太阳是古代人类宗教崇拜的核心对象，人们从最初的向往温暖，渴望光明，追求幸福，发展到太阳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来讲，太阳文化核心内涵的精髓就是爱，爱需要做善事来传递和表达，也就是说广义上的爱必须通过做善事才能实现。爱等同于仁，仁和爱都有生长和生发之意（如种子称为果仁、核桃仁等）。做善事就是德文化的体现。爱善的别称就是仁德，爱善所表达的意思比较直观，仁德比爱善多了些含蓄的文化内涵。爱善是通往最高宇宙能量的密码，它能接通天地能量，联通时空最高维度。

太阳节 祀日大典 （天戒2019.6.19）

崇拜太阳文化还代表着敬畏、感恩与祈福。先民敬畏太阳，尊重自然，崇尚自然。感恩太阳的无私奉献，给先民带来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祈福太阳神佑护华夏大地风调雨顺，民众安居乐业，子孙后代好运吉祥。这也是古人崇拜太阳文化的重要原因。

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根文化，太阳文化就是日照的根文化。[9]在全国几百座城市中，以“太阳之城”命名的“日照”在华夏大地上仅此一处。日照天台山遗迹神秘的面纱一旦被揭开，天台山这座承载着上古太阳文化的圣山，必将爆发出巨大的光芒和能量，给中华民族献上一份崇尚太阳光明的精神信仰。

作者：赵玉仁

东夷文化论坛专家组成员

日照太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1] 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

[2]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图说东夷》。

[3]范海均、鞠志国：《中国太阳文化之源》中国文史出版社。

[4]]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图说东夷》。

[5]《天台山文集》。

[6]来源：《中国太阳文化之源》徐家明一文，中国文史出版社。

[7]《天台山文集》。

[8]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敬天格物》。

[9]赵嘉兵：《中国太阳文化之源》文章，中国文史出版社。

《日照县志》

《山海经》

《竹书纪年》

《嵇中散孤馆遇神》

《史记·楚世家》

《说文解字》

《淮南子.本经训》

《海内十洲记》

《淮南子·地形训》